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
大家好，我是杨照，在余英时的作品当中关于中国近世的思想史，有三本作品虽然是在不同的时期所写的，我们应该把它通贯在一起，连着看下来，那就是前面跟大家介绍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再加上《论戴震与章学诚》。
这三本书一以贯之，在书里面余英时都非常地强调，在过去那样一种割裂的观念底下看待历史、研究历史，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通贯看清楚历史的面貌。
“内圣”与“外王”的结合
为什么说是割裂呢？例如说，以儒学作为一个单位——在看待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时候，儒学当然是重要的分析单位。然而我们在看儒学的时候，必须随着不同的时代调整我们的眼光，如果看得太大，或看得太小，都会让我们在历史的理解上产生了不同的损失。
他在三本作品里提出了非常丰富的道理，让我们看到，在宋代以儒学作为单位，会看到儒学和佛教之间的激烈竞争。唐代中叶以下佛教的入世化，让禅宗把佛教从佛寺里、山林当中带出来，进到了家庭社会当中，进到了庶民的生活里，产生了重大的效果。大批一般的庶民开始改信佛教，于是就对于儒教的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到了宋代，那就是儒学必须面对这项挑战，有所振作，有所调整。
不过余英时特别强调看儒家的时候，不能以为儒家只有思想面、著作上所反映的，完整的儒家用这种角度看儒家就看得太小了。你只是从理学的思想来看，以为那就是儒家，那是误以理学作为单位，而不是完整的儒家作为单位。你看不到在儒家的背景当中——（你只看到）理学如何处理“内圣”的那一面，但不要忘记了——还有“外王”的那一面，还有“内圣”和“外王”之间的关系。
儒家要应对佛教，尤其是禅宗所带来、所刺激的重大挑战，这个时候特别强调的是要重新将“内圣”跟“外王”联合在一起。这才是完整的儒家态度，也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彰显出和佛家、佛教强烈的差异。
2023.06.11
精选评论
共 3 条为了应对佛学 ，发展出理学 ，理学进一步与日常生活联系 。为了解决理学的议理，发展出考据学。考据学有点像article review,但后者更辩证。最厉害的是章学诚，以史学的态度看经书
儒家的经书是特殊的客观时代的背景而产生的，是带着历史局限性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如何让中国的文化嫁接西方的科学现代知识？首先要树立的是尊重智识的客观性，将儒家的动能从原本宋明理学的朝向内向性、主观性，彻底改变为朝外的强调客观性。 “道问学”考据的是历史文化思想的发展，清代章学诚能提出“六经皆史”这样的言论实在掷地有声，也证明那个时代确实曾经是儒家智识发展的巅峰时期。
考据不是儒家在满清压制下的苟且，而是应对佛教挑战，理清“尊德性”之必然，也就是“道问学”是内生的。同时，“道问学”既深化又复杂化了“道问学”，让儒学有了更宏阔的解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