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
大家好，我是杨照，在余英时关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研究当中，他特别提示了我们应该要看到，受到新禅宗所刺激出来的新儒家、新儒学——也就是理学——其实是分成极端的两头。
理学的两端：从最抽象到最具体
一头是从周敦颐、张载开始讲太极，要去建立心性、理气的超越绝对的根源。这个超越绝对的根源，也就联系到为什么理学叫做“理”——“道理”的“理”——那也就是所有的这一切追溯到的根源性，建立了越来越抽象，也就是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的，那是形上学的本体。
从这个本体以降，要将原来基本上是孔子在儒学当中习惯的一种方式“因事论理”——那就是针对具体的事情来讲道理——而要翻置成为高度抽象化，而且是各个不同面相的抽象理论，拥有这样完整理论体系的一套系统，这是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头，那就是重视自身，也就是如何处理你的现实事务。
理学又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意味着儒学不再像是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像拿孔颖达所编的官方的《五经正义》，把它读熟背熟，主要是为了要去应付考试、考科举，这是现实上的联结。所以儒学对于唐代士人来说，主要的精神经历都是用在读书上，而且读的是经书。那这些经书的内容、你所读到的字句，跟自身如何行为——也就是你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现实里面你如何处事，你要如何处理现实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关联的。
而到了宋代的理学，他们要重新和生活联结上，这也就包括了理学家他们不再单纯地只是用文言文来写文章，他们当然会写文章，但他们更重视的是语录。语录就是用白话的方式讲给弟子听，可以不需要经过繁复的文言文、文章的逻辑、文章的结构，来表达一些更直接更有效的道理，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直接的影响。
因而也就表示，这一头，理学更具体。从唐代专注在书本上的那样一种儒家，变成了生活里的理学，跟生命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一套学问。
2023.06.02
精选评论
共 6 条韦伯是对中国宗教了解的不深，感觉是对着“中国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结果找的原因；余先生是对中国历史脉络很清楚，但也只是指出了韦伯研究中国问题的因果不匹配，也没能系统地讲明厘清。所谓“儒商”终究只是一个书本上的理想型，所谓中国的商人体系始终只在部份群体中产生影响……
看明清小说，没有看到商人有余说的这种价值追求
徽商就是士商一组，向儒商发展的实例。
西方人人透支消费，中国家家户户存钱……这背后深追的话伦理精神的差异是什么呢？简单的社会保障体系，资本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等解释可能只是浅像
司马光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没有那么崇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系统提出应对佛教挑战的理论。
朱熹的《近思录》，开篇是超级抽象的理论《太极图说》，后面有类似《西铭》这种具体讲宗法结构的，原来都有禅宗刺激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