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诘问：M译丛导读第一季
大家好，我是刘瑜。今天我来导读的是理想国译丛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学者福山。
好的学术著作有点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让你相信这就是悬疑的解释；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式的论著。
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不同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社会集团的博弈……福山试图把近年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不同领域的知识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以前传统思想家的思维和写作方式，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
不过，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就像福山自己所说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成果的引用，使得这本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写作。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更多地是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细节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的这本书没有让人失望。
从终结到起源：“新福山”的转向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在他1993年出版的这本书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个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之际，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政治宣言。当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三十年，福山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2004 年的《国家建构》这本书，到2007 年的《美国在十字路口》，再到最近的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目前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和深化。
为什么说《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和“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这些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转型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族动员、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来“移植”民主的艰难，以及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于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客观地说，在这本书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是一个三角架的结构——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在这里，问责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民主，他使用“问责”这个词，是为了囊括在民主制发展的初期 “精英民主”的形态。不过就当代而言，问责制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民主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国家建构”“法治”“问责”三者之间的平衡。不过在这本书里面，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来说，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对各国“国家建构”成败和早晚的分析。因为把“国家建构”当做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当做脱离常态的“变异体”。相反，他在书里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个模式。”把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也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和人口”。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很多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的压力，只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军事动员、能够最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把这个“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是因为它的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它国家建构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它的教义，宗教领袖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领袖的权力。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 7 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兵团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奴隶兵团制度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得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网络、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和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和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之间的发展顺序。换句话说，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治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为什么要强调国家建构？
不过，“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里，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和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越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有效”。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被福山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如果三条腿都很重要，为什么这本书对“国家建构”这一维度格外强调呢？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三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书里，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个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使得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得它的民主制陷入危机。下面的话是引用他书里的话：“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它的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的眼里，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当中，人们往往过于强调国家对法治、民主的伤害，却往往忽略国家能力同时也是民主和法治的前提。福山在这本书里的努力，就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句话说，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和民主。
正是因为国家能力很重要，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无政府的索马里，经济一团糟。
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很重要，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的因素对王权的制约，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势力如此强大，王权如此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历史上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未必就代表了善、代表了文明，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情境的限度：完成“旧福山”
如此强调“国家建构”，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三十年前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已经可以“过期作废”了？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但是对这本书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完成《历史的终结》。
为什么这么说？福山和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不是原则性的。也就是说，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他认为，在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了很多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和问责不足”。 下面这句话也是他书中的引言：“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也就是‘坏皇帝’的问题。”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把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的成功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的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对王权则几乎是彻底的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就形势的判断而言，有许多个福山。如果脱离语境，把一种情境的判断移至其他情境，就可能变成认识上的刻舟求剑。
局限与超越：时代的追问
当然，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于思考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他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政治发展而言，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因此美国和苏联与其说是两类国家，不如说是一类国家，因为他们都是能够实行有效统治的国家。他的这个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了1989年，苏东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苏东的垮台似乎说明：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的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把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为什么苏联、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的分散化、封建化所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是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和问责使得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方向可言。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和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是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地把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三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在政治思考上“重新带回国家”，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们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分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
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超越，大概就是对“历史决定论”的色彩进行了涂改 ：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乐观的人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与其说是对《历史的终结》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延伸阅读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
2023.04.18
精选评论
共 43 条我从来对政治，历史，军事这些不感兴趣，刘瑜老师的《可能性的艺术》让我不仅有了好奇，甚至求知若渴，我上学的时候政治老师要是像刘瑜老师该有多好，希望看理想多请刘瑜老师！只要她讲的都想买！
我有三只猫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好喜欢刘老师的课！
刘瑜老师的导读成功引起了我的阅读欲望～
不用试听，直接买。听刘老师比较政治学，好多次泪流满面。我嘴拙，不知道怎么表达，借刘老师一段话表达：……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生动有趣，深入深刻，还不乏独立的批判。读刘瑜老师等人的学术分享，感觉不必迷信大师只在民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责任数十年。不废话了，果断购买支持
喜欢刘瑜老师的解读，坚韧而又暖暖内含光
又听到刘瑜老师的讲解，真好。理性点亮每段困惑。
虽然已经读过了福山的这本书，但是重新看刘瑜老师的文字导读，仍然是不错的阅读享受
哎呀好开心刘瑜老师又来看理想了，可能性的艺术已经听了两次，也在看书了，福山的著作先买的是身份政治那本，慢慢再啃其他的
同意福山的看法，中国的情况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和问责不足。 感觉国家建构和民主、法治的关系有点像金钱和幸福的关系，民主和法治需要通过国家建构来实现，所以国家能力的建构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现实中，攫取金钱特别容易取代幸福成为个人生活的目标。由此看来，国家的政治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
好硬的干货，放在第一讲，确实很有吸引力
这个延伸阅读很赞👍
刘瑜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爱。
七本福山
丸尾同学 ：再听一遍
没有能力的国家只是徒有虚名，能力太强的国家过于危险，在处处掣肘与无所不能之间，如何找到符合“中道”“中庸”的国家建构模式，很难，只能守住底线，保持弹性，摸着石头过河。哪怕是福山推崇的丹麦，也像很多成功者总结经验一样，都是事后胡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功。当然，如果成功那么容易说清楚，那么容易达成，恐怕也是廉价的不值得。
Huuu ：福山是历史的观察者……而不是仲裁者
如果刘瑜老师多出些课程就好了，播客也好。老师几年前的课是我的政治学启蒙，高考志愿也报了政行。最近因为各种事有点迷茫，网上查资料也总看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再听到老师的声音真好啊，感觉迷茫消解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