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
文稿
你好,我是黄剑波。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Louise Brown通过人工受精手术授予而降生。

第一位试管婴儿降生,图源:bestlifeonline.com
伴随着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人工受精、代孕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产活动当中。生命降生的途径,正肉眼可见地变得安全化、多样化。
但这对于人而言却未必是幸事。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文化观念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些困扰关乎过去,也牵扯到现在与未来的可能。
其中,大部分的讨论都围绕着一些相同的问题展开,如:何为亲属制度?怎么界定?以及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怎么能够去确定,谁可以生育,怎么生育?
人类学家也同样在关注生育与辅助生育技术,对于人类学者而言,生育并不仅仅是生命的诗学,它同时是一种深嵌在结构当中的政治学。比如,在女性主义的人类学视角中,我们就能够发现那些受困于辅助生育技术中,受剥削的代孕工作者,以及那些因为宗教或法律规范,无法堕胎的女性。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问题,也就是,生育绝对不仅仅是纯粹的一个生物性的事情,生育也不仅仅是一个男性和女性、精子和卵子简单结合的问题,它是一种结构性的、政治性的社会过程。
卵精结合的性别成见浪漫史
我们先从辅助生育技术出现之前,“受精卵”的故事脚本说起。
小的时候,第一次好奇“我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哪里获得回答?应该是在科技馆里,这里有模拟卵子和精子结合的装置。这个装置是一个长条形的屏幕,最顶端的图像是大而圆的卵子,卵子静静地悬置。最下端的图像是两颗精子,精子小而形似蝌蚪,尾巴飞快颤动。
孩子们站在机器前,那是两块触碰板,通过用手指快速搓动触碰板,他们可以操控自己这一方的精子。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两颗精子你追我赶,先撞向卵子的那颗为胜,由此得以结合而成受精卵,形成新生命。
落后的那一颗则会缓缓衰亡。游戏的赢家欢呼起来,仿佛这是自己最接近人生赢家的时刻了。
同样,科学知识在书本上描绘的也是这样的画面:无数崭新的精子被生产出来,活力十足,向着卵子冲刺,它们与彼此竞争,而最快速、最有力的那颗,会穿透(penetrate)卵子的壳,结合为受精卵。
这两种类似的描述,都可以让你联想到童话书里最常见的爱情脚本:王子执剑,怀着决意与勇气,勇猛而强健,踏上冒险的旅途,克服重重艰险,拯救荆棘中沉睡的公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命结合的故事,是人类生产出来的知识,知识里隐含着性别意涵,又通过知识再生产,加固所谓自然的性别关系。这种主流的受精卵故事脚本背后,其实就掺杂着想象、譬喻以及刻板印象。
于是“受精卵”,作为某种意义上生育的端点,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性的过程,而成了一种性别与权力的社会结构叙事。对此,我们从人类学的视角,要来思考的,就是去了解,这种结构化的叙事是如何被文化形塑的。这些看似自然化(naturalize)的隐喻、有毒的刻板印象,如何伤害人。
卵子和精子,谁有选择权?
我们先来看看,二十年前的美国医学教科书如何描述精子的成熟。
书里边这么写的,“相较于女人每个月排掉一个卵子,输精管每天都要生产好几亿个精子”。接着它说,“在一个成人男性体内,输精管从头到尾拉直了竟然几乎长达三分之一英里,这么庞大的工程是如何完成的”。
这就是科学书里精子生成的过程,在这样的科学知识里,精子竟然被如此厚待、赞美和惊叹。
那么排卵的过程是如何被描述的呢?“与男性截然不同的是,这个新生女婴已经拥有了她这一生中所有的生殖细胞,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在她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成熟的,其他都会在过程中退化。”
这是二十年前外国课本上对排卵的描述,今日之我们,未见得就感到陌生。对精子的描述是,新的细胞不断被制造出来,对卵子的描述是,旧的细胞逐渐退化,这样鲜明的描述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正面和负面的态度与立场。
这其中可以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换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大量被制造出来的精子不被视作“浪费”?不被视作“过剩”?
在之前提及的受精卵的故事脚本中,为什么精子是主动的、侵略性的,给卵子赋予能量,而精子之间则包含着竞争与牺牲?
为什么卵子是被动的、沉默的,等待精子的降临?为什么精子的形象是这般“阳刚”,而卵子被描绘的如此“阴柔”?
当然,新的研究早已出现,不过是旧的想象根深蒂固。在数十年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精子最强的移动倾向是“逃离卵子”,而非主动侵略。反之,是卵子表面的物质把精子牢牢抓过来,从而实现结合。
现在也已经有了诸多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这一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女性作为危险的侵略者”。
从被征服的、不断衰退的卵子,到危险的侵略者,事情发生变化了吗?
人类学家Emily Martin 指出,对精子与卵子的各种解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似乎都没有脱离旧有解释的从属关系图像。所以即便是有的解释在赋予卵子更强大、主动的角色,也仍旧是在从另外一个方向介入另一种文化层面的刻板印象。换而言之,“女性作为危险的侵略者”,也是一种厌女。
Emily Martin她自己是以生物学的神经机械模型(cybernetic model)和生殖生物学研究来想象了一种相对平等的诠释方式,希望能够去除前两种刻板印象。
什么是神经机械模型?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遗传学等学科的模型,具有协调、适应、演化等特性,这个模型有潜力把负面的图像转化为正面的。
比如,如果用神经机械模型来思考女性的生殖系统,就会发现,怀孕和停经可以被视为对环境的回应,体现为一种有弹性的生命阶段。再或者,1972年,海特曼(J.F.Hartman)的生殖生物学研究还演示出,假若卵子被针刺而亡,精子将没有办法穿透死亡卵子的外层。
Emily Martin将这个发现作为论证卵子和精子是平等互动的证据。她也谨慎的指出,这些领域的话语和图像也少有中立。
但是,为什么像Emily Martin这样去刻板印象的诠释方式,并未成为自然科学的主流语言呢?这引出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自然科学就是中立客观的吗?
自然科学就是中立客观的吗?
人类学家David Harvey对此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自然科学语言是将社会图像介入了对自然的描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现象,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就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社会图像的解释,诉诸了自然,会从自然里去找看似毫无破绽的合理性,如自然是优胜劣汰,于是社会是赢者通吃等等,都是类似的逻辑。这当中,自然科学语言就是让这个合理化的桥梁,它的工作,就是要将自然按照社会图像的需要去做解释,或者说,将社会图像进行自然化的说明。
卵精结合的童话故事就具备这个特征,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已经可以意识到,古老的刻板印象被写入了我们的细胞层面。今天的事,总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古老的解释和教训。
反过来,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对人类思考的可见度,可以向生命原点去无限推进,于是我们发现,在生命故事、卵精结合的这所谓的原点,已经被性别成见介入,所以怎么诠释都带着立场。
所以在Emily Martin的研究中,她会不安于人类社会对技术发展的接受度,以及那些来自新形式的检视和操控,在她看来,这是新时代、技术化的“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
例如,我们为了保护胎儿而对怀孕女性进行的法律限制,这是否就是一种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
因此,对于生育、辅助生殖技术等生命诞生的问题,思考的关键或许正如Emily Martin所言,“它不在于我们选择给予细胞何种人性,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给予细胞人性的原因”。后者所涉及的,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解释。
于是,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生育这个看似生物性行为背后,蕴含了什么性别政治意涵。
生育禁忌
生育的政治意涵很长久。举个例子,生育禁忌。
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传统当中,都有与生育相关的一些禁忌的行为。
比如,谁可以和谁发生相应的性关系,谁可以产生后代,这实际与婚姻有关。在禁忌叙事里,这本身也成了有讲究的、不是随意的事,特别是现代婚姻,会特别强调近亲不能结婚,对吧?这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这会产生不健康的后代。
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禁忌,就是乱伦,例如几乎所有社会中都严厉禁止直系亲属之间的性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子女;而多数社会中还会严格限制同一家庭内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不过,直到如今还有相当一些社会还存在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或性关系。也就是说,乱伦禁忌本身有着相当多的差异,并不具有普遍性的一致标准。
也就是说,生育禁忌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不同的社会里边,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都有相同的意思,第一,生育是重要的,第二,生育又是被各种的观点、权力、宗教、文化的传统所限定的。“禁忌”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做,或者说,要特别留意哪些是可做,哪些不可做。
在这些由来已久禁忌里,我们再次看到,生育并不是只要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自然的、自由的结合,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它有相当多的限定条件。
当然,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禁忌,都是文化或者历史传统当中的禁忌,那么今天在这种的政治性或者文化性的背景之下离我们最近的一种现代的生育禁忌是什么?这就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也就是所谓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对应的这个单词是 family planning 。这个词本身,它的意思最主要是生育节制的问题,常见的方法是生育控制,增加生育的间隔时间,从而减轻人口压力和家庭负担。
我们看到,这相比前面提到的历史上的、传统性的、文化性的禁忌而言,这是一个更具有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的议题。我们先说下生育控制的来源。
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学原理。大家或许也有所了解,他提到,只有自然原因、灾难、道德还有罪恶,才能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在他假定的未来中,人口的过度增长将会是一个基本现实。
如果说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的无限增长的,当然就会带来诸多问题,包括人类的战争和灾难,因此需要对人口进行控制。这个提法,其实在历史上有类似的,虽然不一定有现代人口学意义上的理论。
比如说,古罗马或者中国古代就有溺婴的恶习,其中,特别针对的是女婴。这也是一种生育控制的方法,而且是一个非常罪恶、非常不道德的方法,并且这样的方法,在相对比较晚进的时候,仍然在西非实行。
在现代中国,计划生育是我们中国听众更熟悉的一种特定形式的人口控制。
其特定性在于, family planning它是会强调的是人的意愿和决定,特别是强调母亲的决定,也就是说family planning 是包括了家庭要孩子和不要孩子的决定,也包括了孩子的数量,以及每一个孩子生育的这个间隔期要多长的问题。
在这个意涵上来说, family planning 看似是一个自主的,特别是会注重女性生育权的人口控制措施。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首先是进行这种计划生育的方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是说的避孕方法。例如,除了避孕套这一类的外用方式之外,口服类的避孕药品主要是针对女性。另外,我们都知道,男性结扎的比例非常低,而主要是针对女性进行的节育措施,比如节育环。
目前,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有三分之二都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年轻女性在使用节育环作为避孕手段。但是,上环会导致很多妇科疾病。很多女性上环后都出现了出血、腰酸、腹坠等不良反应,严重的人还会子宫穿孔、感染病变。
这是避孕上的问题,其次是意愿上的问题。family planning原本的意涵,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决定或者意愿的表达。然而,实际上过去我们中国历史当中的计划生育却是一种国家性的、行政性的、政治性的行为。
计划生育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现代化,与文明化这些政治目标是有关的。为何这么说呢?它们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关系是,生育政策总是跟随国家发展情况一同变化的。
比如,从 1949 年之后,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鼓励生育的。并且还仿照当时的前苏联,给予生育多的妇女很多的支持,还有荣誉称号,什么英雄母亲、光荣母亲。
1953年,当时的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他们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计划生育,也要控制人口了,虽然这些提议获得了一部分领导人的认可,但是很快就遭到批判。
在 1970 年以前,各种因素导致中国没有广泛实行国家层面上的计划生育运动。到了 1970 年代初期的时候,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且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当中,明确的提出来“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样的口号。
到了1980 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的口号,于是各地陆续出台了具体的计划生育,并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
这个时候,除了个别的地方,特别是农村还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两孩政策以外,全国的城乡普遍已经开始实现一胎政策。我相信,有一部分在听节目的听众和你们的家庭,是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的。
1982 年,计划生育还变成了一个基本国策,甚至写入了宪法。国家设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明确提出要一胎上环、二胎绝育,在很多地方是强制上环、强制绝育,甚至强制流产,这样子一系列的举动。
这一系列运动的结果,在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应该说是产生了大量的负面后果。这个过程当中,大量强制堕胎以及避孕措施对女性的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家层面更多的关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的问题。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主要是在两块,一个是性别失衡问题。因为在强制性的这种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对于仍然有着很强的重男轻女思想的中国社会来说,很容易的就会产生性别的选择性生产,也就是说女孩可能就会被堕胎,大量男孩出生。性别结构的这个失衡,也是大家都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口结构上的问题,出生率逐年的降低,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养老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凸显,社会快速进入老龄化。这也是为什么大概从2013年左右开始,国家启动实施了所谓的单独两孩政策,也就是说夫妻方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很快,几年后,又从单独两孩的政策完全地调整为全面二孩子政策,也就是允许所有的夫妇拥有两个小孩。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是要扭转刚刚所说的老龄化的问题,以及适龄劳动力逐渐短缺的问题。
2018年,甚至国家机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把原来的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整个撤销,成立新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仅仅的三年之后,中央又进一步的宣布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并且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配套支持的措施,希望进一步的规划、提前规划、优化规划以及优化生育政策。
我们谈论这一系列过程是想要说明什么?是想要说,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不仅是家庭的一个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它有社会性的和传统的各种限定的问题。
生育,特别是在现代意义上,它是一个国家权力和政治运作的问题。生,亦或不生,涉及到的问题都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精子和卵子这么一个看起来特别简单和单纯的生物学、或者说生理学的问题。
换句话说,人之生,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纯粹的生命诗学。
科技如何影响亲属制度?
那么,铺垫了这么多,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去谈论最近的辅助生育问题?
近日,西班牙资深电视主持人Ana Obregon宣布收养了一个女儿,收养本身自是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案例中,令人疑惑的事实是,这个孩子是由Ana已故儿子的冷冻精子,请人代孕而生的,也就是说,从血缘意义上来说,这个孩子算是她的孙女。
这个案例所呈现的就正是科技发展对传统亲属制度的挑战。传统上以男女发生性关系才能完成的生育行为,现在可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例如,人工授精仍然会放回母亲子宫孕育并生产,试管婴儿却无需回到母亲子宫,以及那些完全与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直接关系的代孕。
现在的代孕服务,在同性恋群体中更是日益流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性的产业。
这些选择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些新的辅助生育技术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亲属制度本身,它还涉及到何以为人的一些基本设定,例如传统上所谓的“父精母血”这一概念所想象的人的生物性质和社会性质,在这个时代,需要被重新定义。
这个新现象也符合我们这一集的核心观点,那就是生或生育这件事儿,绝非“自然”,并不是精子加上卵子就可以完成,而有可能需要人工和外界的介入,例如各种辅助生育技术。
而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生育这件事儿事实上从来都不是仅仅生物性的事件,而是带有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和社会过程。通过这一集,我希望提醒大家的,就是这种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与伤害。
好,这一集就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还会继续探讨生育相关的话题,不过重点将从生育及生育权转到胎儿的生命权。下集见。
参与撰稿:张可煜
2023.04.13



精选评论
共 38 条非常精彩
雨石 :同感
计划生育政策的倡导者,既非经济学家也非人口学家,而是火箭专家的宋健……在三峡工程也有其身影。 如果想知道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计划生育,推介可以听下梁捷老师新节目《大讨论》的发刊词那一讲。
有个小意见,结尾处“现在的代孕服务,在同性恋群体中更是日益流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性的产业”这里不准确,不是在“同性恋群体”,而是“男同性恋群体”,因为女同性恋群体几乎是不会去代孕,而且基于女性主义的观念不接受代孕行为。而且也不是因为在同性恋群体中流行,而使代孕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产业,代孕服务的绝对数量是不愿也不能生育的异性恋群体在“购买”的,可以从各合法国的辅助生殖诊所数据和不合法国的地下代孕产业数据来看。总之这里是不够准确的。
anti_ :所以说不是受精卵而是择精卵
anti_ :是的是的是的,在男权猪笼中对生育有焦虑有执念的人们会牺牲她者满足自我的虚荣利益,这其中必然是婚姻制度下的异性恋群体和不具有生育能力的男同群体得以受益。 而本身具有生育能力的女同群体已满足其生育需求的软硬实力,再者女同群体是在男权社会中最极小程度压迫同性的群体(包含女人爱女人,她自己是女人也爱她自己以及女性的自己)
一口气从开始听到这儿,只想说一句,人类学太有意思了(^O^)
哇,这一讲真的让我觉得人类学是在解决人类社会的本源问题,太棒了
我是一名有医学教育背景的律师。我经办的一个医疗纠纷案件中的母婴医疗损害,很可能与中国生育政策的快速转变有关。 在这个案件中,产妇子宫破裂、新生儿重度脑瘫,孩子一出生,就落下终身残疾。但法院却判决医院对产妇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新生儿仅承担60%的责任。 经研究,之所以责任比例如此之低,是因为产科学界的诊疗规范,在生育政策转向后,发生了剧烈变化。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这篇文章《论剖宫产术后再次生育的母婴风险》,链接:http://t.cn/A605X81N。 此文梳理出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并附上了全景展示产妇一家医疗过程和维权过程的文章链接。
很棒的一期 确实打破常规知识体系 👍
据说计划生育少生了一亿人左右,现在的急转弯有点太晚了。
anti_ :如果要计算人数,不只记录被抹去的婴儿也要记录因独生子女政策下被抹杀的女婴(因为只能生一个要保证那一个只能是男婴)以及被强迫引产强迫流产而身亡的女性,这些都是因计划生育而亡的生命。
purr :在我看来人还是太多了
题材很棒 听起来太累 特别是隔空投送到外接音箱时 效果更差 不知是否有技术可以将音频改良下 不然只能看文本了😭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身边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去审视
▲“自然科学语言的工作就是要将自然按照社会图像的需要去做解释” --以前没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一想真是这样。
生育的政治学也在于国家运用强制力量来控制公民。
哎 做人太难了 女人更难了
还有很多的失独家庭……太可怜了
听完这一讲真是大受启发,谢谢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