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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问题，从神学走向政治和制度 今天，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20世纪极权主义之恶后，许多人对恶有了与古代或传统不同的理解，因此也从神学的思考转换为对政治和制度的思考。20世纪像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极权灾难似乎表明，《约伯记》里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上帝与人类已经不再是上帝听人诉苦的关系，上帝与人已经失联很久了。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似乎发生在了无数的犹太人身上。 美国宗教学教授马克·拉里莫尔（Mark Larrimore）在《〈约伯记〉传》里把奥斯维辛之后的约伯难题又一次放到了人们的面前，他引述了大屠杀幸存者、著名犹太作家威塞尔（Elie Wiesel）的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时刻，欧洲的每条路上都走着约伯”。 在20和21世纪人类的思考中，约伯故事里的“恶的难题”已经具体化为“人性难题”和“制度难题”，人性和制度的难题没有取消或替代恶的难题，而是让恶的难题从神学进入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思考。 在约伯的故事里，约伯的子女死了，牛羊牲口也都死了，不是撒旦亲自动手杀死的，也许是发生了瘟疫或者什么“自然灾难”。但是，在20世纪的人道灾难中，成百上千万受害者被残害、屠杀、监禁、迫害、活摘器官，送进集中营、劳改营和神经病医院。这些都是由与受害者们同样的人类成员在操作的，有的人执行，有的人策划，有的人领导，有的人是所有这些人之上的元首或领袖。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作恶者中间，人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像希特勒这样的“大魔头”，正因为他们，人们会说，世界的基础是善，顶峰却是恶。 今天，在基督教或非基督教话语里，“恶”（evil）都是一个比“罪”（sin）要严重的词。罪是有意或无意地做出了道德上错误的选择，每个人都有罪。恶是在更深层次上说的，不轻易使用。我们并不轻易称一个人为“恶”，除非他严重伤害到了他人，比如连环杀人、强暴幼女、杀父奸母。恶更经常是指造成极大残害和压迫的制度、组织、国家机器及其首脑，它不仅制造恶，而且大批量地生产作恶的个人，把他们变成作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邪恶制度中的恶事都是普通的人在做的。他们是作恶的人，也是恶的带菌者和传播者，他们心安理得地作恶，充当“恶魔”的帮凶和走狗。 纳粹军官艾希曼在战后的审判中说：“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希姆莱是另一位纳粹德国法西斯战犯。后来，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用纳粹军官艾希曼为原型，将这样的恶称为“平庸的恶”，在看上去只是“尽忠职守”的“服从命令”行为中可以发生任何伤天害理的恶行。 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著名的“服从权威试验”因此也被称为“艾希曼试验”。正如米尔格伦的传记作者布拉斯(T. Blass)在《电醒世界的人》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看到，并不需要有邪恶、乖戾之人，就能做出不道德和非人性之事……米尔格伦的发现让我们对社会压力下人的可塑性变得更为敏感，让我们对个人道德的观念有了新的看法。就在我们自以为可以凭借良知解决道德难题的时候，米尔格伦的服从试验极具戏剧性地告诉我们，在那些暗含着强大社会压力的情境中，我们的道德感可以多么轻易地被践踏在脚下。” …… 作恶者作恶并不全是因为没有人性或者天良泯灭，还因为他们生活的制度中有比个人良心或善良人性更强大、更能左右人行为的作恶力量。这种作恶力量来自人的行为情境、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这本书里讨论的就是这种恶和作恶的制度力量。人性恶和制度恶都是可以逆转的，正如威塞尔所说，在恶的面前，人有拒绝绝望的义务。这是因为虽然恶可能成为世界的顶峰，但世界的基础是善而不是恶。所以认识恶、抵抗恶，应该成为每一个善良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反抗纳粹政权而被希特勒命令处死的德国牧师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他的《狱中书简》里指出，“极权统治下的邪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辨认的，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经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不过证实了罪恶在人身上的根本性”。 在巨大的作恶压力和诱惑面前，个人良心能够起到的作用变得微乎其微，“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所有的冲突都要求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致他为此被撕得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免于失望”。 今天，我们知道，暴力、压迫、残忍，这样的邪恶并不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单独行动中。大规模的，组织性的邪恶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设计和施行的，在许多情况下，沉默的旁观者是这种邪恶的必要条件。邪恶不存在于我们的基因或灵魂中，而是存在于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系方式中。邪恶需要一些人的蓄意行为，另一些人的痛苦，以及许许多多旁观者的冷漠、容忍，甚至推波助澜和落井下石。邪恶是在大多数人对邪恶缺少感觉或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受害者是邪恶的必要条件。受害者总是第一个发现邪恶的人。 今天，我们对恶的多样性、隐蔽性、伪装性、欺骗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尤其是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平庸的恶，像是愚蠢的恶、犬儒的恶、是非不辨和善恶不分的恶、对自己良心撒谎的恶、与邪恶共存并岁月静好的恶、在不公不义面前不听、不看、不说的沉默和麻痹的恶。这种平庸的恶看似不如军警暴力和残忍的恶那么恐怖，但实质上却是后一种恶的帮凶和同谋，因为他们没有能像《圣经》里要求的那样：“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21）既然做不到，落在他们头上的恶的灾祸又怎么能避免呢？《圣经》里还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以赛亚书5：20） 那么，关于《约伯记》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的是《旧约》里的《诗篇》，其中的怨诗也提出了“好人为什么受苦”的问题。”（徐贲）

wayne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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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解决不了，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伪君子，把自己变成更虚伪的伪君子，眼睛里从来没有个人，只有虚无缥缈的……

姤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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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的第一感受是立马推荐给朋友

小蒋蒋

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