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
大家好，我是杨照，要来为大家介绍一档新的音频节目，叫做《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会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因为余英时是中国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史家。那关于余英时以及他的史学成就，容我先从我们如何判断“谁是史家”、“谁是重要史家”、“谁是大史家”的条件和标准说起。
史学研究的主要工作——“翻案”
我想听音频节目的大部分朋友应该都不是史学的工作者，所以请大家容忍一下，因为我要讲从史学的角度非常基本的一些观念。
史学到底是什么？在社会上，大家对于历史、对于史学经常产生一个误会——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历史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史学和历史是同一回事，史学就是在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大家认为史学就是这么一回事，诚实地说，那就不应该有史学工作，也没有史学家。
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那历史一旦被记录、被诉说了，它不就固定下来了？后来的人还要再去说什么，去改变什么吗？这是关键的一件事，意味着在史学的领域看待历史知识，和一般人常识上面所看的不是同一回事。
在史学工作领域里所看到的历史，最大的特色跟大家在想象历史、理解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刚好相反的。一般我们认为，历史是固定的，历史是明确的，我们也希望历史知识提供给我们颠扑不破、可以让我们信任——就是再也不会改变的一套知识。但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不能够倒过来来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做任何的史学研究。
在史学工作者眼中，历史的第一个重要的特性必须要放在它的不确定性。历史怎么可能是不确定的呢？它已经发生了，怎么可能会改变？不是的。因为所谓历史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但麻烦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不会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各个不同的层次的条件影响下，会使得我们对于过去的掌握和总称式的“人类过去经验总和”的这一份历史有太大的差距。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有记录留下来；而且中间有很多必然或偶然的因素，让这些记录就损伤、流失、消失不见了；中间经过了一代一代不断的转述重抄，以至于到了我们当代现在要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透过其实是非常有限、而且可能经过了多重不同价值的扭曲之后所保留下来的材料。
因此史学工作者在做什么？在一个意义上，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是不断地在重复阅读整理这些留下来的少数资料，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些既有的资料当中得到新的见解，有了新方向或新的看法，那就不用再写新的史学的论述了，也就不会有新的“历史”。
跟大家的概念刚好相反，要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更进一步变成一个史家，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无法完整完全接受以前人所说的历史。你有不一样的看法，你有了怀疑，找到了新的观点，你才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才提出不一样的史学叙述——要不然你不用写、不用讲任何的内容。在一个意义上，史学所有的工作都是“翻案”——前人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历史是那样，你要换另外一个方式讲，不是这样或不只是这样。
成为史家的“行业门槛”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希望明确的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史家，有两种重要的标准，而且这是相对艰难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你要能够提出新的看法，但并不是你自己想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角度，你要提出就可以提出。一代一代的人，过去大家都读过这些资料，凭什么你会读到人家没读到的？有许多的历史工作者，他们也许产生了新的看法新的想法，但是就必须要回到材料，让材料证明你的看法。另外关键的是，（这个新观点）要比你翻案的原来所存在的想法、说法更有道理，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史家最基本的标准。
作为一个史家，越是精彩卓绝的史家，往往就有这样悲哀的部分——他很寂寞，不容易。你提出了新的看法，你要对抗旧的说法，但你要知道这个旧的说法旧的看法，尤其是如果放在中国的脉络底下，它非常有可能已经存在了1500年、1000年。你要去对抗这样传统固定的旧的说法，这非常的困难。
容我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余英时先生的老师、大史家钱穆先生。在我的音频节目《史记百讲》里也讲过这件事情，在我讲《重述中国通史》的时候也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对我在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上，这带来了何等大的冲击。
钱穆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庄老通辨》，书名表白这是关于庄子跟老子这两本著作的考证。可是光是从书名开始，就不太对劲，因为它叫“庄老通辩”，而不叫“老庄通辩”。光是从书名开始，钱穆就要表达他建立的一个新的史学立场：“庄在老前”，他主张《庄子》成书的时间早于《老子》。
钱穆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做了几乎不可思议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死功夫，写了《先秦诸子系年》，把中国留下来的先秦诸子相关的史料，一条一条地检验——不是这样读过去，而是任何一篇文章，他把这个段落切开来，然后想尽办法给它系年。例如说，像是荀子，他是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去世？荀子的这篇文章所讲到的这件事情，应该要系在春秋或者是战国的哪一年？把所有的先秦诸子相关的材料，用这种方式排列下来，这叫做先秦诸子“系年”。
《先秦诸子系年》书里面有很多细节条目我们可以跟钱穆争辩：你的这一条在考证上有问题，可能早了，可能晚了……可是等到他用这种方式把诸子彼此之间的关系搭配，挂在一起，让它们彼此互相产生关系、有了很多先后的顺序，那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被挪动的。
《先秦诸子系年》早年版本内页
虽然在常识上，我们对先秦诸子有一些时间上的排列，可是钱穆更看重的是从里面挖掘出所谓的“内证”——例如说文章里面所使用的名词、文章的风格；例如用这样的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如果你把所有诸子的材料用这种方式把它排列下来，于是你就会发现什么样的字句，什么样的风格会出现得早一点或出现得晚一点；更重要的，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必须要前面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铺垫，有些什么样的准备，才有可能出现……
于是关于先秦诸子的成书以及思想的建立和传播，钱穆就在这书里面透过这样的功夫而有了他不同的看法。《庄老通辨》考据了之后，要告诉我们《老子》成书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庄子》，尤其老子这本书的作者绝对不可能是跟孔子同时间在春秋的时候存在过的真实的人。《老子》的这本书只能够形成在战国时期，而且应该是战国中后期的文献。
甚至钱穆更进一步地解释，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觉得老子跟孔子是同时代的，甚至老子比孔子更早，这个错误可以溯及到《史记》的一笔糊涂账，这是太史公将近2000年前所犯下的错误，把老聃和李耳这两个人混在一起了。钱穆用这种方法突破了，并且做出了这样的主张。
但是这样的大胆的主张，经过了这么多年，钱穆在世之年就一直不断地受到挑战。明明这里面有很多的论证，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不能接受的理由，单纯的因为关于“老在庄前”大家已经相信了2000年，你要如何能够推翻它？
凭什么被称为“大史家”
从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标准，余英时当然是一位史家，他在史学研究的过程当中提出了许多的突破。
首先，并不是每一个历史工作者历史研究者都有能力提出突破性的看法。
第二，余英时提出的众多突破性的看法，基本上都有文献史料考据上的基础，他都进行了证明。所以余先生它不只是史家，他是一个大史家。
大史家和史家另有一种差别，那就是他做了一般史家做不到的事情——他研究的范围很广很宽，宽到从历史专业的条件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基本上关于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的时代，余英时都做过研究。更惊人的是他做了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领域的研究，他都能够提出突破性的成就。
他的范围如此之广，研究如此之深，那就表示余英时有特别的本事，这个特别的本事，当然有一部分牵涉到非常独特的天分，这不是单纯靠着意志跟努力可以达成的。
我几乎可以百分百地确定，余先生他有“图像记忆”（graphic memory）的能力，那真的叫做过目不忘，脑袋里随时保存几千本书，用非常细部的史料映照印证，随时可以动用。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脑神经科学上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能力，拥有graphic memory的人，对于特定性质的一些材料，他看过了之后简直就像照相一样，可以把那样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存留在他的大脑当中，而且随时要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不过，有graphic memory不见得就能够变成一个大史家，我们在读余英时的书，在了解他的史学的时候，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作为史学研究者，这是太了不起也太方便的一种能力了。这样他当然在读历史的时候，做历史研究会比别人走得快，走得前面。
“图像记忆”的局限与优势
不过延伸来说，graphic memory就会让我想到在中国学术史上另外有同等能力的大学者，其中有一个就是钱钟书。钱钟书的文章、他写作跟表达的方式，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有多么样的“博闻”，更重要有多么样的“强记”。
例如说他的《管锥篇》，从《左传》的一段话，接着就引用西洋中古神学当中非常冷僻的一本书的其中一个章节的一个看法，又联系到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巨作里面的一个句子，再回来牵到中国古典《礼记》当中的某一个句子，用这种方式对照，让人读得目瞪口呆。想说，这些东西你怎么会都知道？而且你可以把它们全部联系在一起，变成了这样彼此互相对照的内容？
于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最深刻感受就是，这就只有钱钟书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他太了不起了，博文强识到远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在年轻的时候读这样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就反应佩服得不得了。不过我必须说，幸好我曾经有过不一样的观点所给予我的冲击。我要特别提到，当年我在台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有一位专门研究西洋史的老师叫做刘景辉老师。
刘老师曾经提过回忆，他自己台大当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去上台大哲学系方东美老师
的课，课堂里挤满了学生，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种羡慕崇拜的眼睛看着方老师。时间到了，方老师走进来抱了一大叠书，但是到下课最后，他抱进来的那一叠书，一本都不会翻。然后方老师在讲哲学的时候，先从宋明理学，像是程颐程颢他们的语录当中的一句话所启发的概念，接下来也许就联系到了康德，联系到了圣托马斯，再从圣托马斯往上溯到柏拉图，柏拉图一跳讲到了禅宗的《五灯会元》所讲的某一句话，最后也许就联系到孟子关于人的性善跟良知的根本的观念……
的课，课堂里挤满了学生，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种羡慕崇拜的眼睛看着方老师。时间到了，方老师走进来抱了一大叠书，但是到下课最后，他抱进来的那一叠书，一本都不会翻。然后方老师在讲哲学的时候，先从宋明理学，像是程颐程颢他们的语录当中的一句话所启发的概念，接下来也许就联系到了康德，联系到了圣托马斯，再从圣托马斯往上溯到柏拉图，柏拉图一跳讲到了禅宗的《五灯会元》所讲的某一句话，最后也许就联系到孟子关于人的性善跟良知的根本的观念……在那个过程当中，让人听得目眩神怡。不过刘老师在转述他的这段记忆跟经验的时候，留下了让我到现在不可能遗忘的、很感动的一句话。他说，上了方老师的课，到了后来，他每一次回想到底从方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他就发现他都说不上来。
就在这样的一个疑惑下，他去找了一起上方东美老师这个课堂的——有中文系的人，有历史系的人，当然也有本科哲学系的人，就问他们同样的问题，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崇拜老师，觉得老师博学，很了不起，但是作为一个学生，其实你并没有办法，从这么高、这么博闻强识的老师那学到任何的东西。因为老师的能力跟老师表达的方式最重要就是超过你自己所能够吸收的。换句话说，上课堂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原来这些是我学不来的事。
很关键的是，刘景辉老师当年就告诫自己，将来当老师，你可以、甚至你必须要刻意在学生的面前笨一点，要敢于让学生看到知道你笨的地方，因为这样学生才能够赶得上你，学生才能有这样的动机，而且学生才能够找到门道、学到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人，那是史学家陈寅恪，他也有graphic memory。他的证据是，到了晚年，他的眼睛看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他还继续在做史学论著的写作，需要靠学生跟助理的协助。他写了长篇的《柳如是别传》，他怎么写？很多时候需要查对参考资料，陈寅恪他已经眼睛看不到了，他会对助理说你去架上或者到图书馆里去帮我找拿一本书，帮我翻开第几卷，有的时候甚至说第几卷第几页，你把这一段念给我听吧。这怎么来的呢？这非常明显表示陈寅恪他年轻的时候所读的书印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到他晚年，即使他眼睛看不到了，脑子里面还能够把这些东西叫唤出来。
而余英时为什么会说我确定他有graphic memory，例如说这就牵涉到他写论文，他读书做学问的方式。我们看一下几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是在讲到余英时的时候经常被拿出来批评余英时的一种说法，因为余英时实在成就太高，而且他的那种成就方式让很多人赶不上。树大招风，也就很容易引来嫉妒，引来攻击。攻击余英时最方便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余英时没有写大著作。像是他的老师钱穆，人家有《国史大纲》，这是多么高的成就。相对应的，余英时怎么跟钱穆比？余英时的《国史大纲》在哪里？余英时写的都是单篇的论文，余英时的专书，像《戴震与章学诚》，那都是处理小题目，甚至把那样的小题目，将朱子（《朱熹的历史世界》）写了60万字。——能小不能大，通常是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而不能够把大题小做，这就不是一个大史家。
这点很有意思，其实这一部分就是有graphic memory的人，他们为了这种graphic memory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当我们讲到一个人读书了之后，就像照相一样，把这些内容给留下来，你突然觉得这样多好、多方便。我们读书刚刚读过去，前面一章已经忘掉了一半了，把整本书读完了，问你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你当下或许你还记得的不少，下一个月，你就已经对于这本书的印象搞不好只剩下1/5的。更惨的，也许只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一点的话，5年10年好不好？你再重新拿起这本书来，真的是很惊讶说，这本书我真的读过吗？为什么我现在读这本书？还像是新书一样？如果我读的书统统都能够记得，那要多好。
但大家别忘了，graphic memory也有他的负面的作用。你有没有发现像刚刚提到钱钟书、陈寅恪，他们也都没有做过大题目不是吗？钱钟书这么重要的《管锥篇》，其实都是一条一条的笔记，陈寅恪晚年转而研究中国近世史，他写的《柳如是别传》，这也是标准的“小题大做”，回头看早年陈寅恪所做的这些中国的历史，他所写的基本上仍然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居多。钱钟书、陈寅恪到余英时，他们都没有写有系统、有大结构的书，这是偶然吧？恐怕不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余英时，他自己曾经回忆引用了钱穆老师写给他的一封信。那封信里面骂他、告诫他，不过传递出来的感情非常的温暖。因为钱穆先告诉他说，你现在像梁启超，这意思是什么？因为梁启超他很有名，生活不规律，晚上写稿，晚上读书，不睡觉，然后日夜颠倒。钱先生就特别告诉余英时，这样不可以。因为梁启超在56岁英年就已经去世了，一部分不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坏习惯吗？老师告诉余英时，你要做学问要长久，就必须要有续航力，续航力依赖于正常的生活，就表示连老师钱穆都知道余英时的这种习惯。
余英时为什么老是在晚上熬夜写稿呢？我们又另外从他的学生以及当时跟他约稿的这些编辑那知道，其实余英时并不是特别因为到了夜里才比较有灵感，然后或者是说夜里才比较安静、小孩不会吵。余英时之所以熬夜写稿，并不是他在深夜开始写，而是因为他一开始写，就停不下来。因为他写稿和一般的学者真的非常不一样。
他也回忆说，他大概脑子里面有一个布局，他就开始写。可是余英时跟一般的学者写学术文章真的很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我要写，不要说是学术文章，我写任何一点要看起来、听起来稍微有学问的文章的时候，我绝对不敢让你们看我的书桌——书桌乱成什么样子，要堆了多少的书，多少的资料，一塌糊涂！唯有这种方式，因为你要东参考西参考，而且越写书堆得越多。
但是大家都说，余先生写稿的书桌干干净净。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书让他翻，让他查，让他参考这些内容在哪里？他文章要写的一段，包括哪一本书里面，有什么样的资料，有什么说法，都在他的脑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写这些文章竟然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他的脑袋里面 “照相记忆”装了太多东西，从这一条立刻就联想想到了另一本书里有可以印证的另外一条资料。他也不用停下来去把这个书找出来，然后再继续往下写，那样就不会一发不可收拾，那样就是停停写写，很快就累了，就去休息了。
所以余先生因为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各方的关于他的资料可以验证他在写这些论文的时候，绝大部分他甚至不用去一边写一边查书。他通常是一边写，就把脑袋里面记得的背的写下来，整个写完了之后，才对于其中不是那么有把握的用书籍直接的资料来查对。
另外，我想大家只要稍微读一点余英时的文章，也就可以体会余先生不喜欢写学术规矩的文章，学术规矩最明显的一件事——要有很多的脚注，这个脚注通常是告诉你引文或者是资料的来源。常常要写脚注就必须要翻查卡片，或者是翻查原书，但因为余英时他写作的方法，所以他不做这种脚注——因为他的引文是从脑袋里来的，他当然不会有比如说具体明明白白的页码。没有版本、没有页码，他懒得查，所以就直接把引文、把资料、把看法写下来写完了，因此把引文来历跟正文基本上是写在一起的。
为什么他熬夜写？因为写不完，脑袋里面一直不断冒出的新东西。另外，他写的稿子也因此而通常带有高度的即兴成分。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朱熹的历史世界》这本书，原来是德富文教基金会，他们要做功德，他们要在朱熹诞生800周年，也就是公元2000年时，要出朱子文集的标点版，用这种方式纪念朱子朱熹，就请余英时写一篇序文。
他答应了之后开始准备，但一开始写，结果后来的结构就变得好奇怪。比如说今天叫做《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这本书里，有两篇序，而序二是先写的，序一比序二要晚写。序一是要告诉大家说，这样一本原来30万字的书为什么长出了下篇，变成了60万字。他说，那是因为整理的这些史料，这文章越写越长，规模越写越大。再下来，这原来是一篇序文，序文先被他越写越长，规模越大，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继续写下去，又写得越来越长，规模越来越大。于是上篇之外又产生了下篇，实质上一本书又长成了两本书。
你看余英时，他就是因为这种graphic memory，因而他怎么可能跟钱穆一样写《国史大纲》?《国史大纲》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节制，本来是钱穆在西南联大上课的笔记，这中间有多少的解释，接下来又有多少的原始的材料？钱先生基本上他非常舍得把太多的东西都拿掉了。
“小题大做”与师徒之争
在资料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钱穆写给余英时的另外一封信，特别提到了陈寅恪。他特别告诫余英时不要学陈寅恪，不是史学功夫，史学功夫可以学，不要学文章的写法。为什么？因为陈寅恪在钱穆的眼中——啰嗦，如果你在历史上面有一个论点，你要证明这个点，你只要把关键的史料拿出来，写进去、填起来，在论文里面表现就好了。可这陈寅恪，喜欢一个点，他可能就完整地罗列了十几个二十几个不同来历的史料。他就告诉余英时说，我感觉到你在学陈寅恪，或者是你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这是不对的，这样的文章不够简洁。
这封信太有意思了。因为一来，我们就看到刚刚讲到 graphic memory，陈寅恪和余英时在这点上的的确确是同样的，但是钱穆不喜欢，因为他们脑袋里面有太多已经被拍照一般留在那里的材料，不用白不用。这里东一个西一个全部一下子都拉出来，就写在文章里。钱穆不能够忍受这种风格，他写的《国史大纲》刚刚完全相反，所以必须要节制才能够写出那种大题目的书。
因为余英时有这样 graphic memory，所以基本上他没办法大题小做。但是我们要记得，你不能够忽略拥有这样的能力，它独具特别的、小题大做的能力。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余英时在197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因为他从老子讲起，然后讲到了中国的传统当中有一种事实上是有助于专制政治的反智论，这是中国政治传统其中的一项特性。钱穆读到了这篇文章，其实对余英时的论点非常不以为然。但是钱穆没有直接批评余英时。他是另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帝与相》，发表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这其实也就是表白了钱穆他所说的中国政治有政统、有道统或者是治统跟道统之间的关联。这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表达得很清楚。
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对照来看这两篇作品，那你就不得不承认一个简单的评断：老师钱穆并没有赢过、压倒学生余英时。因为余英时在这种“小题大做”上的立论、写法比钱穆要好太多了。
关于中国不同的时代，这在历史的专业当中一般是切分得非常细，而且一个个专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浸淫在庞大的史料当中，才能够做一个称职的研究者。但是余英时凭借着它的这种特殊的天分，他纵横上下，旁及不一样的领域，却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这一行当中打破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分界线——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基本上在中国往前推，一直推到文明的起源，往后推，一直写到像是胡适、顾颉刚。
历史的性质、主轴是思想史，可是余英时所谓的思想，那是一个最普遍的概念。人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最后我们一定是追溯到他抱持着什么样的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机，因而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不管是政治的行为、乃至于经济的行为、乃至于如何持家、如何想象未来、如何规划此地的各种不同的出路前途，这都是思想的领域。其实在这里面就有了我们一般概念底下的政治史、经济史、最重要的还有社会史，他几乎无所不在。而且刚刚讲到了，他碰到的领域，他下了功夫，他也就几乎都提出了突破性的创见。
让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示范。在台湾余英时曾经出版过一本书，这本书是他从1982年到1984年，其实大概4年都不到5年的时间当中他所写的10篇论文。5年写10篇论文，好吧，也许不是太了不起，但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余英时在这5年当中的10篇论文中所处理的题材。
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时候，书名叫做《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大家不要被这个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的书名给蒙骗了。这其实是一本奇书，非常了不起的书。奇在哪里？下一集发刊词的后续篇章里，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本书恐怕再也找不到除了余英时以外的另外任何一个人他有可能他有本事能够写得出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023.03.02
精选评论
共 34 条很有意思，在国外念历史系的必修方法论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似乎一直是史学和史家的两幅面孔。前者是博杂，是取材于浩瀚时空里的事件、日常、制度和观念；后者是严谨，是解释复杂因果的逻辑、体例、标准和理论。博闻强志，或是去芜存菁…这一座对立的双面神，似乎也呈现于钱穆和余英时的彼时彼刻。
我来晚了，好好学习余英时先生
丸尾同学 ：都是老面孔了
大熊安琳 ：同学，你好
时间一长，不光记不住那个书有没有读，还会重复买，我的天，重复买的书还不止一本
旋转娃娃 ：我也一样
DUTCH pig. ：我也一样，不过买得少买之前会想一想
“课堂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原来这些是我学不来的事”，太适合我听杨照老师所有音乐频节目感受了😂😂
看理想 （编辑） ：所以杨照老师特意讲了这个故事…
红红 ：哈哈哈，确实如此
开头余先生的声音让人动容，温和、谦逊而又有内在力量的学者风范。
九月 ：童明先生也是，和余英时先生说话的声音和语气很像
太惊喜，没想到能盼来解读余先生著作的课，编辑部有心了
不过很神奇的是、我是历史系的本科生！哈哈哈哈希望可以来听听通识，感谢老师的节目
陈寅恪（què）
132****0728 ：就是ke
余英时曾谈过他对钱钟书学术风格的评论：“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或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说他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 可供借鉴
如何成为史家？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关键落脚在“成一家之言”，但对于后世的人来说，要成为“史家”，就面临挑战前人的学说，而这可能是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比如钱穆挑战“庄子在老子前面”，事到如今，依然争议不断。
要跟着杨照老师重新认识一下史学，重新刷新一下历史观
哈哈哈杨老师说的就是我这种前读后望的读者，听得我乐了……
杨老师是现代版司马迁吧，成一家之言，记录讲述这些值得被更多人知道了解的历史人物。
graphic memory😎
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