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
大家好，我是杨照。
没有追随余英时的遗憾
我年轻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转折发生在1986、1987年间。那个时候，大学毕了业，我先是考上了台大跟师大的研究所。但是先去服兵役，服兵役到1987年的5月31日会退伍，这是固定的日期。于是到了1986年，时间已经慢慢迫近，就必须要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要怎么走。关键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到国外去念书呢？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台大毕业去美国，去深造、念研究所，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时候整个台湾教育的体系受到美国太强烈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终点并不在台湾本土，所以只要稍微有一点能力以及财务条件的话，那都尽可能到美国去念书。
但是这个时候两个因素，让到国外去念书，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样理所当然。
一个因素是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参与了当时的台湾民主运动，因而对于台湾社会当时正在发生的变化有着高度的关切。而相关的第二项条件，那就是1986年下半年，那时候蒋经国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Katherine Graham
来到台湾所进行的一场专访。在专访里面他就表示，蒋家人从此之后不会再在他后面接班，来继续担任当时台湾的领导人。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消息，那就是他宣布，经过了40年的时间，台湾的戒严令会在1987年解除，所以台湾要从长期以来戒严的状态转而变成了解严。
来到台湾所进行的一场专访。在专访里面他就表示，蒋家人从此之后不会再在他后面接班，来继续担任当时台湾的领导人。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消息，那就是他宣布，经过了40年的时间，台湾的戒严令会在1987年解除，所以台湾要从长期以来戒严的状态转而变成了解严。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到我自己正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台湾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跑到美国去，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选择？所以我当时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心态想要留在台湾。
留在台湾，说老实话也不难。刚刚讲到，我在之前已经考上了台大跟师大的史学研究所，退伍了之后可以去研究所。而且那个时候，我对于在历史、史学这一行将来要做什么样的题目，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连论文确切的标题也都有了，那个标题叫做《两汉经今古文变迁的外缘政治社会因素》。
我当时觉得读了这些史料，我已经有一个确切的看法。我认为从今文经到古文经，不单纯只是用古文所写出来的文献被发掘了，所以古文献感觉上比用当时的文字，且由记诵、背诵抄录下来的今文经更可靠，所以使得古文经的权威压过了今文经，不是这么简单的。这里面有牵涉到哲学思想的变化，另外还牵涉到政治社会的因素。
从大四开始，我就已经在研究这样的题目，等到我当完兵，到出国留学之前，我完成了大概六万字的草稿——我对这个题目，我真的自己读、自己研究，已经有相当的成果了。
不过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在高雄凤山当兵，家里在台北，放假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就会找学长们聊天。那是一个蛮迷人、特别的时代，和学长们见了面，不会唱歌闲聊，当然一定一面喝啤酒，但是聊的都是学问，所以就讲到了我要做的题目。
我就诚实地跟学长说，我心目当中有一个可以找的论文指导教授，虽然他不是台大历史系的正职老师，但是他在台大历史系兼课，我上过他的课，那就是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黄进兴黄老师。
黄进兴（Chin-shing Huang，1950年－），笔名吴咏慧，历史学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文学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从师从余英时。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兼任教授。研究专长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文化史、中国史学理论，以孔庙研究著称；又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特有兴趣。
但是马上学长就说，你不可能，你不要害死黄老师。说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在台大历史研究所，老师要控制学生、要抢学生是怎么做的，而系里、所里又会如何应对，根本就不是我自己天真想的，我要怎么找老师就可以找老师。如果我真的就是要做《两汉今经古文变迁的社会政治外缘因素》，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提的那个老师来做这个论文题目呢？这时让我开始觉得犹豫、觉得困扰。
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接下来另外出现了一股拉力，让我开始更认真地考虑应该要到美国留学，那就是余英时先生。
余英时（英语：Yu Ying-shih，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安徽潜山人，生于天津，历史学家，师从钱穆、杨连陞等史学大家，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校聘教授；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是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大量的余英时先生的著作，特别关注的，尤其是他研究明清思想变化的这些文章、这些论点。在传统上，讲这一段的思想变化都是从政治社会的因素去解释的，那也就是清兵入关，清朝建立了外来政权，所以用文字狱控制思想，以至于士人不能够再有思想，那些理学跟思想有关的这种探讨、论述，很容易就会犯忌讳。所以转而大家为了安全起见，一部分也是清朝文字狱的压迫，得到了有效的结果——以至于理学讲究人生态度、讲究价值观的这一套学问在清朝就没落了，转而大家埋到故纸堆里去做各种细节的考证。在里面没有思想问题，所以也就安全了。
然而余英时的研究就是“举证历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样的看法是不完整的。在从明朝的理学到变成清代的主流考证学，这中间有一种内在理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内在理路的存在，更不能低估内在理路的重要性。
我当时是我自己做“两汉经今古文”这个题目的方式是受到余英时的启发，也就是我完全也就是我彻底吸收了余先生内缘外缘这两种因素互动的历史观点、历史研究方法，只不过我是倒过来做——
在过去，都是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是从内在的理论都是思想本身或者是文献本身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我发现、或者是我坚信这样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把外缘的因素，那个时候的种种政治斗争——并且援引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知识跟权力之间的概念——这里面知识就是权力，所以权力在哪一边，那边所相信的知识就会往上抬，所以这有非常错综复杂的外缘因素。
因而我觉得这样的题目，如果我要找一个指导教授的话，当然头号的选择应该就是余英时先生。我当时本来想要留在台湾，一个理由是因为台湾有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黄进兴老师，我跟黄进兴老师有曾经上过课，有一点私交，所以如果用这种方法等于退而求其次，我仍然像是间接进了余英时的门下。可是当我了解，如果我留在台大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黄进兴老师来学习，来做这个论文，就越来越心有不甘。在心有不甘的情况底下，于是就认真地考虑，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了。
当然这个时候我找谁呢？我就找黄进兴老师，请老师给我建议。我告诉他，我要申请美国学校，我的第一次志愿那就是耶鲁大学，因为余英时在耶鲁大学。
但是一听我这样说，黄进兴老师，首先他是鼓励我到美国申请大学。另外，他告诉我一些非常重要，美国常春藤名校在审查亚洲学生、尤其是台湾学生的申请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
例如他告诉我，托福成绩不要太高，太高了反而会让人家怀疑，你是补习补出来的。于是他们就会去对照看，让你写的研究计划（study plan）是不是英文够好？如果他们发现说，为什么你的研究计划所使用的英文不是真的那么样地高明，于是你的托福成绩那么高，反而变成了人家怀疑、以至于可能就不收你当学生的理由了。倒过来，最重要的，你的研究计划一定要有创意，而且你的研究计划的创意，要能够吸引这个系里面特定的一个教授，可能跟他的领域有关，或者是让他可以特别感觉到，如果你进来了，你的研究对他自己，不管是在教学上、或者是著作上是可以有关联的，这才是你能够进到所谓好学校的诀窍。
但是接下来他又明白地告诉我说，你如果是为了要跟余英时先生念书，你干嘛申请耶鲁？他说，你不知道余先生明年——1987年，他就要从耶鲁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去了？我当然不知道，这是还没发生的事。我想说，我以为黄老师的意思是我应该要把我的目标转成普林斯顿，去跟余英时学，我拼一下，来申请普林斯顿。
黄老师又说，你不要申请普林斯顿，为什么？黄老师又更明白给我很大的打击，就说，你申请不到的。我都还没申请，你为什么就知道我申请不到呢？但黄老师是有确确实实的理由叫我不要白费力气。因为余英时先生他从耶鲁大学转到普林斯顿去，那是普林斯顿用了最高的学术地位头衔去挖角，给了他叫做University Professor（校级教授）——大学讲座教授的最高荣衔，因而他愿意离开耶鲁去到普林斯顿大学，而且这么高的学术荣宠，就同时连带有包括选择学生的特权。所以这个时候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可以带学生过去，包括带新入学的学生。
而这个时候，1987年，非常明确有一位学生要申请到普林斯顿，追随余英时。而这个学生，当时已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认识余先生，所以余先生已经下定决心也答应了要把他带到普林斯顿去。所以黄进兴老师的判断，我跟余先生已经要带去的这个学生——首先，在学术路数上重叠；二来，我的资历、我的条件远远比不上人家。
好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曾经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如果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名字、大学者：王汎森。所以我好死不死，在那个时候刚好遇到王汎森要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也已经决定要收他当学生，所以黄进兴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白费力气，你去跟王汎森竞争，你一定不可能赢的。这就是给我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好死不死，在那个时候刚好遇到王汎森要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也已经决定要收他当学生，所以黄进兴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白费力气，你去跟王汎森竞争，你一定不可能赢的。这就是给我很大的打击。不过黄进兴老师仍然极力地鼓励我，就说你不要留在台湾。如果要好好学思想史，要好好地学历史，你一定要到美国去。所以在那年的年底，我还是送出了几个学校的申请书，不过就听了黄老师的劝诫，我把申请普林斯顿的报名费给省下来了。
这是后来之所以1987年的时候，我去了哈佛大学，投入了杜维明老师的门下。
杜维明（1940年2月26日－），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曾师从唐君毅、徐复观。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但是很诚实地说，杜维明先生他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兴趣跟我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在哈佛大学的那几年当中，在学问研究上，我跟杜先生真的没有学到多少，然而在这方面我会再三的告诉大家，我对杜老师的佩服与感激。杜先生一直都知道，我跟他在学问思想上面不对盘，不是同一路，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我这样的一个年轻学生的身上，他不只是纵容我，让我自己去发展我的兴趣，我要写的、我要研究的方向，而且他经常帮助我。即使是他知道，这样帮助我，我不会因为他的帮助就在思想上、在学问研究上更接近他。
那个时候还有杜老师完全不可思议的大肚量。因为那段时间他在跟余英时有过在学术思想上，尤其是关于韦伯理论、关于儒家伦理在《九州学刊》上的论战。而在论战当中，说老实话，很多都认为杜先生是落于下风的，可是即使如此，我在跟杜先生上课的时候，他很清楚了解我对余英时先生的佩服，他也知道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脑袋里有多少跟余英时的思想史概念、思想史方法论是有关联的，但是他始终平心静气，始终是一种鼓励我去发展出自己的一条学术道路的态度。这真的是我遇过的“学人风范”，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另外，我遇到了另外一个老师——如果不去哈佛大学，我就遇不到——那就是张光直先生。
张光直（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3日），生于北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亦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他开创了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研究，并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86年，中译《古代中国的考古》) 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著。
在考古学上，尤其是中国的三代考古，本来不在我自己的预期研究范围内，但遇到了张光直老师，连接上在之前大学时代上过杜正胜老师的课，杜正胜对我的影响，这两股力量的影响，接下来反而使得，如果今天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我自己觉得稍微比较有收获跟成就的，反而是在三代考古和文献的彼此连接上，这是张光直先生给我的最大的影响。
而后来是要到这几年看到了《余英时回忆录》才发现，原来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余英时跟张光直有一点令人遗憾的纠结公案，这纠结公案等到后面在正式的音频节目中我找机会再跟大家做仔细的说明。
遗憾带来的意外收获
没有去到耶鲁大学或者是普林斯顿大学追随余英时，从一个角度来看，我后来必须把它当做blessing in disguise（因祸得福）。因为这样，所以我永远一直保持着这份遗憾，我要如何弥补这份遗憾呢？那就是我一直追着余英时的著作，还不止如此，因为我不在余英时的那个圈圈里，所以另外我有机会碰触到很多说余英时坏话，批评余英时的想法、看法，而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所以每次遇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相对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评量：这些说法到底哪一些出于意气？这一段话哪些出于个人恩怨？又有哪一些是扎扎实实，确确实实在学术上面必须要分辨清楚的？
在美国这段时间当中，再加上两岸各种不同的学术环境，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正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门派，我既非余英时派，也不是杜维明派，当然以我有限的考古背景，我也不能够算张光直派。更进一步，后来回到台湾，我就只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待了一年，再后来就没有任职在学术界。
于是我相信，我既在局中又在局外。一方面在局中，因为对所有的这些研究，这些著作，我始终几十年来保持高度的热衷，一直不断地追读。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不需要写这些学术论文，我不用牵扯在学术期刊的审查，学术补助的争夺，所以我东看西看，相对的，我可以看得广一点，我也可以看得客观一点。
我相信对于余英时先生年少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崇拜，那样一种追随，给了我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经过了这些年，我也可以比较客观地看到了在余英时先生的这些著作当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吸收，或者是来予以描述。或许要如何吸收、转化超过了我的精神跟能力允许，不过如果是要充分地掌握并且转述余英时先生他写过什么样的东西，他自己的思想跟主张是什么，又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说，把这样一位思想史大家放进到思想史的脉络里面来予以呈现，我想经过了这几十年，我应该有这方面基本的能力。
为什么是“从思想看中国”，为什么是“简述”
这个节目叫做“从思想看中国”，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这背后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余英时他所活跃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在中国史的研究上，一直都有传统上政治史的主流，后来新兴唯物史观、社会史的另外一份主流。从政治史的角度，从社会史的角度，都觉得思想史好像是虚无缥缈，好像是很边缘的。
讲历史，讲到思想，思想是什么？还有，思想怎么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然而余英时巨大的贡献就是沿着他的老师钱穆的这条路，从思想、从文化更进一步地明确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要能够了解中国，你不可能放掉思想。
首先他把思想的范围张得那么大，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体会到什么是内缘、外缘的交互作用，这是思想史方法论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能够掌握内缘、外缘，这都是思想的作用，那就会清楚地了解解释历史的许多的动向，甚至包括政治跟社会的改变，其实背后都是思想。
思想是历史的发动机，所以追到最后，你要能够解释中国历史一段又一段、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各种不同的变迁，你非得回到思想不可。他一方面用这种方式扩张了思想的领域范围，另一方面，坚决明确地点出了思想高度、思想的强烈作用以及所占的关键地位。所以我在这个音频节目当中就特别凸显从“思想看中国”的面相。
另外副标题是“余英时史学简述”和之前我做的关于钱穆的节目叫做“钱穆学思总览”，看起来一总一简，好像有很大的差别，也的确是有一点差别。为什么叫做“简述"？是要告诉大家，因为余英时的著作涉猎比较广，所以有一些不必然和史学是有关系的。例如说他写了大量现实时评的文章，又例如说有理由说，在历史的领域他也写了大量是介绍性质而不是研究史学性质的文章，讲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文化等等，那在我的音频节目当中，我就聚焦专门只跟大家介绍他史学论著，关于现实时评或者是介绍的文章，当然有他在不同角度下所看到的重要性，可是就不在我这一次音频节目为大家处理的范围之内，这也顺便跟大家做一点说明跟解释。
2023.03.02
精选评论
共 38 条谢谢你《杨照》，看理想第一劳模。
我就想知道，杨照老师不睡觉的吗😂😂
静待丸尾同学
段赟 ：确实，真的感觉这位丸尾同学就是“听众版杨照”啊
關於楊照老師對余先生《論天人之際》沒有指出周公是軸心突破的第一環，而硬把突破限制在了孔子之際，我向一個前輩分享了這個意見，他的十分認真地反駁了楊照先生的意思，茲將其評論全文摘錄於下： 關於你多次提及的楊照指出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等著作中因私人過節未引用任何張光直、許倬雲的研究成果而導致作品有缺陷，你認為可惜。我的私見是許倬雲的「西周史」實在無甚可觀，既沒有自己的創見，整理原本資料時也沒有用心，甚至根據個人情感立場做資料篩選而主觀製造出偏頗的內容，所以不提也罷。留待你系統讀過西周研究文獻後自己判斷。我們光討論張光直。首先你要意識到楊照是張光直的學生，那他就很難不帶偏見去講述，即使這種偏袒隱藏得好一些，但還是要留意。因為私人過節或不欣賞對方的某些立場而讀不進或不引用對方的學術成果，算不算缺點呢？算是算，但這種缺點是不可能避免的，人必定有自己的個人價值判斷，如果不去做這種判斷，一點傲氣和倔強都不帶進來，只是一味包容，那所顯露的缺點恐怕更嚴重。別說對感性包容度高得多的文史，連Isaac Newton這種數學家與物理學家不是也因為和John Flamsteed直接在再版時把關於Flamsteed的引用全刪光了嗎？和余英時比起來Newton這是太明顯的賭氣了。再者Newton品性實在差得很，最喜歡排擠迫害同僚，但在業內名聲再差，不影響他貢獻的偉大。我們不能說他故意刪了對Flamsteed引用的作品就不值得讀。作品有缺陷，甚至是作者人為製造的缺陷，沒什麼可惜的，這是人的作品，原本能實現的便是Perfectly imperfect，我們不需要讀完美的作品才能有所進益。雖然有缺陷也沒關係，我們還是要分辨楊照說的有沒有道理，其實只要稍微想一下就能發現是不算有多少道理的。張光直的學術成果是考古上的發現，也即有限的現實的事實。因為如今能通過考古發現的太少，拼圖缺口太多，猜測的比例還是很大。比如夏商周出現在同一時期，而不是接續的朝代，目前還不是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的定論，只是考古發現支持我們去這樣推測。但我們不妨假設這是事實，確實是顛覆傳統認知的發現，對歷史研究很有價值。但別忘了余英時主要研究的是思想史，「論天人之際」就是談思想史的書，我們想探究古人的真實思想，只能以他們能讀到的古文獻為基礎，而不是考古發現。也即他們無從得知的現實的事實從這個角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所相信的理想的事實。理想的事實自然是夏商周是接續的朝代，目前留下過有思想史研究價值（哲學價值）的文字的古人（甲骨文和金文等自然不屬於）的認知是以此為基礎的，那去引入顛覆這種認知的考古發現等於是直接為自己的研究論著引入錯誤。再退一步說，余英時的作品有問題嗎？在我看來不用討論這種引不因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小問題，他的立論基礎都是值得質疑的。簡單說比如他誇大了宗教對西人價值觀的塑造與約束。宗教畢竟是由人創造的，教義與聖經裡的故事也是人自己編出來的，也即民眾在普遍受宗教影響前，這類道德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並獲得了共識，甚至可以說，宗教在創立與最初維繫時，不得不在教義上迎合原本已經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因為不少人會堅持神諭及教義為絕對之正確，宗教對道德不會有太多貢獻，只會有損害。另外如果細察，不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與受其影響的國家，東方與西方，其實道德觀念（例如對universal laws的認知）並沒有本質差異。這類問題如今在道德哲學領域的討論很多，開始越來越趨向自發遵從的客觀道德，弱化主觀意識的重要性，比如Derek Parfait在三卷本的「On What Matters」中分析得很詳細，也將不同道德取向歸結為攀登同一座山峰所採取的不同路徑。另外對中國人是不是內向超越的問題，我是持懷疑態度的，我認為中國的士人階層（談平民階層沒有意義）從未真正進行內向超越，而是一貫以內向超越為名粉飾進行得不完全的外在超越。真正的內向超越是每個人求自己的道，每個人都不以自己所認知的道為基礎判斷別人是否崇道。而中國人比西人更加自我，反而發源於對主觀所認知的客觀對錯具備唯一性的過度信仰。因為持內向超越觀點的多是新儒家，我們最好是以孔子的理論為例，孔子談的仁，很接近對他人的同情與體諒，但卻是要「克己復禮」，就算「克」不理解成「克制」而是「窮盡」，仍然有明確的方向，是「復禮」，回歸一種正確性無需質疑的秩序，這和以信仰上帝為基礎嚮往神聖秩序沒有實際區別。中國人從未在檢視自己內心上下足功夫，只是因為不願老實承認在做外在超越的過程中產生的見解差異，且沒有進一步分析出現這些差異，並試圖歸類分析的嘗試，也即外在超越的過程始終只進行到初步階段就停滯了，但卻將這種approach當作是在做內向超越來自我寬慰。可是我就算連他的立論基礎都不同意，也不會覺得他的書是有缺陷的，而且讀他的書還是能學到很多，還是會忍不住欽佩。讀這類書讀的多了，讀的是論述的方式，以及從此推測出的作者本人的思考方式，讀材料分析辨別材料的習慣，而不是到底在論述什麼。
😂 杨老师 没一个 跟上的课 … 来日方长，今天开始！
继续跟着杨照老师突破自己的边界
杨照老师！道长，都在一个平台，您还鸽的下去吗？
跟不上杨照老师的更新速度啦……但我会努力的
听到杨照老师托出王汎森的名字，自己不厚道地笑了，不好意思哈
说到做到 打卡！
杨照老师：二四六达尔文，三五日余英时，一三五日中国经典
离谱，杨照老师
老师以后要不要讲讲学长王汎森
余英时先生的节目终于来了，提前看了好几本书储备，等着杨照老师节目进行解读。
好喜欢这样带有历史感的求学回溯，是青春无限可能又无比真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