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美国，知道那场空袭的人并不多。那时我曾写信给空军，索要德累斯顿空袭的详细资料。在我给我的战时老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打电话的两周后，我真的动身前去与他见面。我遇见了他可爱的妻子玛丽。我无法想象我哪方面有过失，使得玛丽如此大动肝火。

 

记者通过电话将新闻故事口述给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刻写在油印蜡纸上。油印后的新闻稿被塞入铜和丝绒做成的管状盒里，送入压缩空气推动的管道。最心狠手辣的记者和记录员都是女性，男人上战场后她们接管了工作。

 

我和我妻子身上的婴儿脂肪消失了。那些年是我们干瘪的年代。我们的朋友中有很多干瘪的老兵和他们干瘪的妻子。我认为在斯克内克塔迪，最可爱的老兵，那些最善良、最滑稽、最憎恨战争的人，是那些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那时我曾写信给空军，索要德累斯顿空袭的详细资料：谁下的命令？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为何要轰炸？取得了哪些预期的效果？如此等等。一个同我一样从事公关工作的男性给予了我回复。他说很抱歉，此类信息仍属绝密。

我把信大声读给妻子听，然后我说：“绝密？我的天哪——向谁保密？”

 

我想象的是一间墙上有镶板的房间，壁炉旁放着两把皮座椅，两个老兵可以坐着喝喝酒、谈谈天。但她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她在白色瓷面厨房桌子旁放了两把直背椅子。头顶上是一盏两百瓦的灯泡，桌面的反射光直刺眼球。玛丽准备的是一间手术室。

 

我终于明白了，是战争让她如此愤怒。她不想让自己的或任何人家的孩子到战场上去送死。她认为书和电影起的作用是为战争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