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本倒霉的小书耗费了我多少钱和时间。二十三年前，当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到家中时，我本以为，写一些关于德累斯顿大毁灭的文字，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我还比较年轻，还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时，我问一个名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他。我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帮助找到了他。

 

“听到有人写反战作品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他们说吗？”

“我会说：‘您为什么不写一本反冰川作品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战争不可避免，试图阻止战争就像去阻挡冰川形成那样徒劳无功。这一点我也同意。而且，即使战争不像冰川那样应时而来，衰老和死亡仍然不可避免。

 

我使用女儿的彩色蜡笔，每个主要人物用一种颜色。墙纸的一头是故事的开始，另一头是结尾，然后是所有的中间部分，居于墙纸中间。蓝线遇到了红线，又遇到了黄线，然后黄线中断，因为黄线代表的人物死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大毁灭由一个橙色交叉线组成的垂直色带代表，所有还活着的彩色线都穿过这块色带，从另一端出来。

 

我有时放狗出去，有时让狗进来，我们说说话。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让我知道它喜欢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阵子。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仍然传授着同样的思想。

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僻的、邪恶的或者可憎的。我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曾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我告诉他，那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