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由辉瑞和看理想联合推出的《生命书单》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疫苗的故事。

在上一集，通过《疫苗竞赛》这本书，我们解释了疫苗的基本原理和疫苗诞生的过程，并介绍了美国科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所建立的 WI-38细胞系在疫苗领域的重要贡献。

由于它最初来自人类胚胎，所以在当时，相对是最洁净、分裂繁殖能力最强的细胞，从而极大提升了疫苗研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推动了医学进步，但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巨大的荣誉、迅速推广上市，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那么这集，我们就来一起来了解后面的故事，去看看现代疫苗的突破和争议。

首先，最早就伴随着海弗利克的研究，且直到今天都仍然有争议的，是人胎细胞和疫苗实验的伦理问题。

WI-38细胞最初是来自流产胎儿的细胞。根据美国当时的法律，堕胎在所有的州都是犯罪行为。但是在同一时空下，却存在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平行宇宙——在医学界中，运用人体胎儿进行实验是完全符合传统的，因为在1867年的时候，美国伊利诺伊州发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出于真实的医学或治疗目的以外的堕胎是犯罪行为”，言下之意，只要是真实的医学或治疗目的所需，堕胎就是合法的，堕胎婴儿被用于医学实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海弗利克回忆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亲眼在维斯塔研究所中见过许多胎儿被放在庭院里，“等着送去焚化”。他们被解剖过，被提取了垂体细胞用作实验。而在瑞典工作的科学家，也有提取流产胎儿的肺细胞去核实人体染色体数目的经验。

由此可见，使用流产胎儿进行医学实验，这个在当时的医学界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十分堂皇的术语，叫“疗病性流产”。只要是具有资质的医生认为流产是有必要的，这场手术就逃离了法网的管束，变得合法、纯洁、甚至是相当崇高的。

2012年，海弗利克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述他第一次使用人体胚胎的场景，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在解剖它时我并没有感到不安……它最终肯定会送进焚化炉……如果用来做研究，或许可以给他人带来益处。”他在说话的时候甚至用双手比划出大约6英尺的长度，那正是一个三四个月的完整胎儿的大小。

但不得不说，只要想到那一个个细胞系其实就是一个个人体胚胎，我们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些五味杂陈的感觉。即便在很多国家，堕胎是合法的，但它终究存在于我们人类道德的灰色地带，不断在我们的良心深处骚动回响，微弱却深沉地叩问着我们的灵魂：到底在科学进步面前，人类的伦理道德要退让到何种程度才能罢休？

除了细胞系使用流产胎儿引起争议外，还有就是对动物以及弱势群体的使用。

书中提到，科学家们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给健康的仓鼠注射致癌基因，取出猴脑观察它们是否患病，或者在猴肾细胞、鸭胚细胞、狗肾细胞中进行疫苗培养等等。早期美国的脊灰疫苗大多是用猴肾细胞制备的，每年差不多要进口和处死数万只猴子。

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猴子，原因很残忍也很“理性”，因为担心提取出的猴肾细胞多次分裂后会癌变，所以用于培养脊灰疫苗病毒的猴肾细胞都是一次性的，只从刚处死的猴子身上提取。

关于使用动物进行医学实验的现象，著名的政治哲学教授钱永祥在我们看理想的平台有一档名叫《动物伦理》的节目，钱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通过评述著名的动物伦理学者彼得·辛格的观点，指出当下动物实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实验者“往往会夸大实验的必要性，夸大实验的贡献，为动物实验找借口，掩饰背后的人类中心成见”。人类只有直面自己的这种虚伪和傲慢，才有可能在“动物保护”和“发展科学”的冲突上，取得更好的平衡。

而如果说使用人体胚胎和动物进行科学实验是存在争议的，尚且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在具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身上做实验，则是彻底挑战了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

在1951年的时候，后来极力阻碍人体胚胎细胞疫苗发展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管默里，竟以“志愿”为名，强迫60名年轻的囚犯接受了疑似携带有乙肝病毒的血液的注射，让他们患上了乙肝之后，再充当相关药物的临床实验对象。

而在二战期间，这种强制弱势群体充当实验小白鼠的现象更是“五花八门”：年轻的罪犯被用于测试实验性流感疫苗；囚犯被强制感染淋病，以验证预防性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军人遗孤被注射大剂量的志贺氏菌，导致严重腹泻；福利机构的智力障碍儿童被故意注射甲肝病毒等等。另外有色人种、濒死的癌症患者、慈善医院里的穷人等等，都在“科研小白鼠”的名单中。

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听到这里都会对当时科学家们这样的操作感到无比地愤怒，但不妨听听看，《疫苗竞赛》的作者梅雷迪丝是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她说：

“我们吓得退缩了——许多科学家的实验对象是我们当中最无声、无力的人。要不假思索地谴责这些科学家很容易，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确实令人震惊，令人无法原谅。但是，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做会更加有益，或许更能预防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背叛行为。”

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罗爽认为，梅雷迪丝给出这样的回应其实是出自一种“温暖的人文主义关怀”，她同样对不道德的人体实验表现出了惊愕和憎恶，但是她接受了时光无法倒流的事实，将关怀的目光聚焦在了当下。她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使用疫苗来防范传染病，避免孩童等弱势群体受到危害，以此尊重过去那些被迫参与不道德实验的人们。”

我想，这样不丧失基本伦理的是非判断，同时理性地面向未来的态度，也许是我们在无法改变历史的无奈中，一种相对合适的心态选择吧。

如果说疫苗研发的初期出现的主要是伦理问题，特别是关于胚胎使用权、动物和人体实验的争议的话，那么在疫苗的投产这个中期阶段，出现的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商业利益的分配问题。

你可能很难想象，自1962年 WI-38细胞系诞生起，一直到整整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以它作为基础制备的脊灰疫苗才在它的诞生地——美国批准上市。

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先回到1952年。当时美国脊髓灰质炎疫情大爆发，约5万人感染、2万人瘫痪。在疫情的促使下，科学家全力以赴要将脊灰疫苗研发上市，这种环境就催生了第一种基于猴肾细胞增殖的脊灰疫苗——索尔克疫苗。

但是当索尔克的技术转移到疫苗生产公司时，很多公司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猴肾细胞中携带的 SV40，也就是一种猿猴空泡病毒，这种病毒在实验室条件下可以引发癌症。因此，随着大批量的接种，可能有出现癌症大流行的风险。

1961年8月，美国《国家调查报》的一篇文章赤裸裸地将疫苗的问题暴露出来，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你注射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可能会害死你”。之后，公众的恐慌开始弥散开来，许多人也开始犹豫疫苗的接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新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竞赛重新拉开序幕，用人胎细胞代替动物细胞进行疫苗研发的思路逐渐受到重视。

1962年，海弗利克基于人胎细胞的脊灰疫苗已经有了小范围的实验，并且在欧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很遗憾的是，当时负责审批疫苗的美国卫生监管部门就是不肯同意用人胎细胞来制作病毒疫苗。他们是这么说的：

“即使还未证明这些特别的变化和病毒有关，我们仍无法绝对保证，连续培养细胞中的某个细胞株永远不会……在某种环境下……产生某种此前未知的、对某些细胞而言有传染性和（致病性）……的病毒。”

你可能也听出来了，这种拒绝理由是很难反驳的，有可能永远也反驳不了。而在欧洲，科学家们已经陆续使用人二倍体细胞来制作疫苗、并给孩子们接种了，“并且没有任何与病毒相关的反应，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这里要和大家科普一个概念，所谓的二倍体细胞，指的就是正常的人细胞，因为正常的细胞核里有46条染色体，所以称为“二倍体”；而不正常的人细胞只有23条染色体，所以称为“单倍体”。

后来又有科研人员用这种人二倍体细胞研发了狂犬病疫苗、风疹疫苗等，并且顺利地在一些欧洲国家推广、上市。从效果看，明显好于动物细胞所培养的疫苗，但在美国就是无法得到批准。

一直到我们刚刚说的1972年3月，由辉瑞申请的、使用 WI-38细胞制备的脊灰疫苗才终于获批进入美国市场。在新疫苗的包装盒上，用蓝色粗体字写着“培养自人二倍体细胞株（海弗利克WI-38）”，这大概是海弗利克这10年来，感觉最释然和满足的时刻吧。

1971年，美国的生物制品标准部遭到举报，说他们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有一些即将上市的疫苗有安全性问题，都被他们刻意忽略了。

在1972 年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海弗利克痛心地提到，明明猴肾细胞里已经发现了 SV40病毒，也就是说动物细胞的问题已经很清楚，而 WI-38细胞在十多个方面都明显优于猴肾细胞，但标准部就是不肯同意。

再后来，主导研发风疹疫苗的普洛特金则只是简单、但冷漠地说道：“我相信，如果管理环境不同，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是能够避免的。”

到今天，基于人二倍体细胞制作的疫苗在世界各地都已经相当广泛了，与此同时，曾经提出的动物细胞的种种问题，后来也在一次次迭代中持续地优化、改进，今天不少疫苗也仍然在使用动物细胞，相信在安全性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当时，除了迟迟不能在美国本土用来制作疫苗外，WI-38细胞系的专利归属问题也成了海弗利克的一大痛苦来源。

听完前面的故事，按现在的观念，你应该也会认为，海弗利克是理所当然的 WI-38的专利持有者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从合约上来看，他的工作成果首先归单位，也就是维斯塔研究所，然后再是国家机构，因为官方的医学卫生机构和研究所签订了协议，以每年拨款的形式资助研究，同时享有成果。

最开始对于科学的纯粹追求以及坚持，让海弗利克不断完善细胞系。但看着这么一个近乎“完美”的细胞系诞生，大家都想分一杯羹，于是对细胞系所有权的争议开始出现。甚至于在某一段时间内，给人的感觉是，几乎人人都可以拥有 WI-38细胞，除了海弗利克本人。

他后来因为争取 WI-38细胞的所有权，曾与政府对簿公堂、并失去了工作，生活一度非常窘迫。

放置 WI-38细胞的那些安瓿，你可能在电视里见过这种实验室里的玻璃容器，最开始是被存放在维斯塔研究所，然后被带到各个地区制作疫苗，再带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后来海弗利克带着它们出逃到斯坦福大学，甚至把它们存放在他的一个“海洋农场”里。

直到2006年，这些容器连同里面的 WI-38细胞系，被海弗利克捐给了新泽西州卡姆登的科里尔医学研究所。它们的流转，就好像海弗利克颠沛流离半生，最终有了一个还算体面的结局。

直到今天，很多人看到海弗里克的那句话还是会泪目。他在2013年，也就是在发现 WI-38细胞50多年后，接受《自然》期刊采访时说道：是时候了，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应该离家了。

不过，通过回顾这一段历史，相信大家也意识到了，海弗利克和他的 WI-38细胞系之所以一路要经历这么多的坎坷曲折，就是因为在这场疫苗的竞赛里，科学家不仅是在科学领域内做着抗争和自我挑战；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还有来自道德伦理、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各种权衡与博弈。

WI-38细胞系和疫苗的故事，说远不远，从发明到今天，也才过去60年，海弗利克也仍然在世，甚至于他最开始保存的 WI-38细胞也仍然没有用完；但说近也不算近，因为无论是科学技术、临床研究规范，还是疫苗的监管规则，都比当时成熟了太多。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还有科学家敢从事当初那样不道德的人体实验。现在的专利制度，也允许科学家从专利中获利，这也鼓励了更多人、更多企业参与科学研究。

而一款疫苗要想获批上市，首先需要证明其效力和安全性，并且需要遵循一系列的行业规范。它十分依赖于基础科学的进步，也离不开强大的临床开发能力。例如，各类新冠疫苗能在疫情爆发一年内相继上市，就离不开企业的强大开发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动物研究、人体研究的必要步骤，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迅速。

而基础科学的进步，则不断推动研发人员寻找更安全、更有效、保护时间更长的手段来制作疫苗。今天，人类已经发展出了 mRNA疫苗。

通过近来的新闻，我们也能看到，监管系统的完善，很可能会拉长一款疫苗能够面世的时间。那么，在严苛复杂的临床研究规范和抢救生命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保护被试参加临床研究时的权益、健康，保障研究数据的真实可靠，又要尽快完成研究、尽早获批上市，是今天的疫苗研究人员必须面对的挑战。

另外，科学技术和医疗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一些贫困国家的疾病没有人关心；政府、社会没有钱，科学家和药企也很难有动力投入研究，这些都是当代医学伦理的新课题。

《疫苗竞赛》一书中记载的竞赛历史已经告一段落，然而现实中的竞赛却远未结束。而只有当我们正视疫苗研发史上曾经的复杂、不堪，同时也被其中的高光时刻所鼓舞，才有机会真正地、体面地赢得这场比赛。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