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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集跟大家介绍了几种在当代社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疾病，像癌症、抑郁、阿尔茨海默病等，尤其还联系当下的新冠疫情，谈了近百年的流行病史。而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要进入书单的第三部分，来讨论人类历史上几种常见的对抗疾病的方式。

对于疾病，⽐起置之不理，我们往往更相信⼲预，或者说治疗的作用。而“医生”这一职业之所以一直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医生都有着妙手回春的本领——他们驾轻就熟地操弄各种药物和医疗设备，然后就将折磨人的病痛祛除了，甚至还能让人起死回生。

但如果我们回看历史，和现代医学相比，古代的医学反而离巫术要近一点点，医生往往害人比救人多，吃药也并不总能治好病。

例如，赫赫有名的亚历⼭⼤⼤帝，征服了埃及，统一了希腊，却只活到33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在太多医⽣的帮助下。”四百年后，古罗马的著名作家普林尼留下了一句很有名的墓志铭，他说：“就是那帮医⽣杀了我。”

到了20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乔治·奥威尔也经历了相似的状况。他在去世前两年⼀直与⼀种新药，也就是链霉素奋战。因为使用药品，他的头发和指甲纷纷脱落，同时还会出血、生皮疹。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觉得使⽤这种药，就好像用把船凿沉的方法，来驱赶船上的⽼⿏。”显而易见，药物的使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因为名人效应的关系，这些充满着“负能量”的医学干预故事被长久地遗留在史册中，让人不禁疑惑，医生在历史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角色？药品和医疗手段，在帮助人体恢复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的是正向的、疗愈的作用吗？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要从药物的发展史，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些关键的问题。

药物，通常被认为是治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最古老的治疗方式。但在《药物简史》里，作者德劳因·伯奇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我们对医学、对药物祛魅。

伯奇曾经在英国东南部多家医院工作过，现在在牛津大学医院担任主治医生，同时也在牛津大学教授演化人类学、生理学、生态学等等学科。

他研究医学史的起点也很神奇。他本来最热爱的是运动，尤其是赛艇。然后有一年暑假，为了找借口留在学校参加赛艇训练，伯奇就参加了医学院的一个暑期项目，项目的主题就是研究医学史。

阴差阳错之下，伯奇阅读了很多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医学实践，并表示：“它们乍看之下十分先进，实际上却可笑至极”，因为很多方法不是救人，而是让人变得更短命，但当时的人竟然没有注意到。

之后的教科书里，伯奇又发现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前面一本书说“卧床休息可以救人性命”，下一本却用非常坚定的口吻说“卧床会要了你的命”。还有在病房的时候，早上查房的医生让患者无论如何得避开某种药，而下午换班的医生却说那种药是治疗的必需品……

这种种荒谬的现象刺激起了伯奇巨大的好奇心，从此就钻进了医学史，去考查这些错漏百出的医学过往。

我们从书里其实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伯奇这种充满了好奇心和活力的人格魅力，无论是书的切入点还是描述的语言，其实都显得有些“刁钻”甚至“毒舌”。

在写前现代药物的时候，伯奇指出，医学界能认识到一些药品的功效，“主要还是凭借运气。其疗效如此显著，哪怕是偶然观察也足以注意到它”；还说，“关于医疗的传统知识并不可靠，世界上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而回顾整个医学史的发展，伯奇也犀利地评价，这其中充满了医学研究者的愚昧和自以为是的傲慢。

最早关于医药治疗的记录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苏美尔人时代，他们十分相信医生的能力，认为医生“保人性命，接人出生……能完美发挥药物的神圣力量”。苏美尔的主妇担心小孩不能意识到这件事，还会反复叮嘱说：“要重视一切有关医药的事物！”

但是很可惜，关于苏美尔医生如何“治病救人”的细节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继承了苏美尔文明的古埃及人那里找一些蛛丝马迹。

考古学家在一张古埃及人留下的莎草纸上发现了160个药方，上面显示，“洋葱、西瓜、芹菜，还有杏仁与茴香籽、椰枣与莳萝、刺柏与肉桂”，这些都被当作了治病的良药。

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一样，也是认为医生和药物具有强大的效力，但是用现代医学的眼光去检验莎草纸上的那些药方，就会发现，“上面记载的饮剂、药膏、药材”等等都只具有“虚幻的疗效”。

不过有一样东西，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真的把它的药效发挥得很极致，那就是罂粟。

苏美尔人甚至把罂粟称作“欢乐草”，他们留下的泥板遗迹里，就记录了如何从罂粟中获取快乐的方法。古埃及人模仿苏美尔人种植罂粟，但他们进步了很多，已经知道怎么从罂粟中提取鸦片，发挥它的更多功效。在他们长长的药品清单里，罂粟占据的比重是最大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虽然罂粟在缓解病痛、改善气急状况、止泻等方面确实能发挥一定的功效，不过它是通过麻痹器官、抑制人对于病痛的感知来让人感到舒服的，并不是真的治好了病，长期服用还会让人上瘾，所以比起“药品”，我们现在更多地会把它当作“毒品”。

从罂粟的例子也就可以看出来，古代人类对于一件东西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药，认知是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草率”的。

当一样东西能对人产生明显、强烈的作用，例如让人“呕吐、出汗、出现幻觉或失去意识”等，或者迅速抑制这些情况，就会被当作药品。

像催吐药、发汗药、泻药、利尿药、堕胎药等等，这种类型的药物就成为当时的人展示神奇医术的法宝。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利尿药通过小便让人排出多余的液体，很容易让具有外伤或感染的人病情恶化；发汗药让人排出的也不是毒素，而是盐分和液体，这就很容易让病人情况更差。

这样的“药”，确切来说，是“毒·药”，也就是介于“药”与“毒”这两种属性之间。

而另一方面，一些效果微弱的东西就会被忽略。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慢性毒药会被当作正常的食品，被人们一直不断地摄入，而另一些起效较慢、但确实能发挥作用的药物则始终不被关注。例如书中就提到，罗马人一度很喜欢用铅这种重金属来增加酒的甜度；而一些含有活性药物成分的植物，却被排除在了药物清单之外。

伯奇回过头评价说，虽然从苏美尔到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人们对于罂粟功能的开发是极大提升的，但是对于如何“可靠地或通常有效地使用鸦片镇痛”，让人们在手术中感觉更舒适，在死亡时更安然，这些他们统统都无法做到。“甚至到了19世纪，医生都无法做到这些，他们仍然对剂量与制备⽅法疑惑不解，对治疗效果缺少把握，对副作⽤胆战⼼惊。”

伯奇的这种说法确实很毒舌，但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只要回看从17世纪奎宁的发现到它之后一路的发展，就能看到，即便到了近代社会，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仍然非常贫乏。

奎宁作为一种药物，跟疟疾这种可怕的疾病有密切联系。即便在今天，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疟疾仍然十分可怕。据世卫组织统计，2020年，疟疾依然在非洲造成了60万人以上的死亡。

那历史上，人们是怎么来治疗疟疾的呢？

疟疾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发烧发热，所以曾经的医生也致力于去消除这种症状。

在17世纪40年代，一位比利时医生在欧洲引进一种树皮，用来治疗疟疾的发热，于是这种树就被冠以了“发烧树”的称号。用这种树的树皮磨成的粉末成了欧洲第一种能真正治愈病人的药物。比起一般的退烧药，它更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将疟原虫，也就是引起疟疾的微生物杀死，而不仅仅是外部的降温。这也就是奎宁这种成分的神奇之处。

在这之后，在西班牙红衣主教胡安·德·卢戈的推广之下，奎宁在罗马人中间流行起来，耶稣会士慢慢成了奎宁的信徒。

卢戈主教持有大量的树皮，所以就高价把它们卖给富人，但是免费送给穷人，这就使得奎宁在民间更加流行了起来。

但即使这么流行，当时的医生们对它真正发挥作用的机制还是不太清楚，只知道它能用来治疗发烧。

一直到了1655年，当时黑死病袭击罗马，因为黑死病患者也有发烧的症状，所以耶稣会士就想当然地用奎宁给人治病，结果却发现这种神药突然失去了功效。

到1658年的时候，甚至有一个伦敦的高级市政官因为服用奎宁而意外丧命。由于英国是信仰新教的国家，他们和传统天主教本来就有很深的矛盾，所以奎宁这时候就被当成了耶稣会士用来谋杀新教信徒的工具，在英国遭到严重的封杀。

一直到了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和卡旺图，才从金鸡纳树皮中成功分离出了最关键的活性化合物——奎宁。比起金鸡纳树皮，单独的奎宁要好入口得多，而且毒性也比较低。

作者在这里还提到说，人们有时会有种错觉，认为植物的效用温和，而药物是具有刺激性的人造品，但早期制药者的看法恰恰相反——人们致力于提取出更加温和有效的奎宁，而不是只服用金鸡纳树皮，正是现代制药业的肇始。

但是奎宁也不只是在金鸡纳树里有，它在不同种类的树木中都有被发现，而且浓度不一。佩尔蒂埃和卡旺图还在巴黎科学期刊《化学与物理年报》上发表了相关论文，把识别金鸡纳树中最有用品种的方法公之于众，人们对于奎宁的认识也就逐渐地走向理性和科学，而此时已经到了19世纪。

虽然奎宁终于被识别、分离了出来，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是无法人工合成这种物质的，只能通过努力种树来获取。

到19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欧洲人甚至萌发了从南美直接盗走整棵树木的疯狂想法。书里还特别提到一个叫纳撒尼尔·沃德的英国医生，他甚至已经计划好了走私的途径和运输的管道。

不过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像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它们的化学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在1828年之后的十年间，科学家们先后掌握了从柳树皮中分离活性化合物水杨苷和水杨酸的技术。虽然水杨苷、水杨酸所发挥的药效完全无法和奎宁相比，但还是很快成了后者的“平替”，因为它在价格和获取渠道上都比奎宁亲民得多。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 27 岁的美国化学家伍德沃德（Robert Burns Woodward）才第一次实现了奎宁的人工合成。

从依赖自然界过渡到人工分离、合成一些新的药物，人类的医疗技术逐渐走向了新的纪元，而在现代医药的研究领域当中，“循证医学”的思维模式开始建立并逐渐完善了起来。

“循证医学”更强调应用设计的完善性，并且要根据充分的临床实验证据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或者说“最优解”。但是只看实验证据、不盲信权威的现代医学理念，不用想也知道，它的推行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前面提到，在19世纪20年代末之后，科学家们纷纷从柳树皮中提取出水杨苷和水杨酸，想作为奎宁的替代品，虽然有治疗效果，但同时，也都有糟糕的副作用：它们会破坏人的肠道，导致出血、腹泻甚至死亡等等，这样就使得它们在临床应用上大大受阻。

后来，一直经过了将近七十年的努力，到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才成功研发出了水杨酸的多种衍生物，而这个时候“循证医学”寻找“最优解”的思维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拜耳公司的人没有轻易将多种水杨酸衍生品投入市场，而是千方百计寻找其中保留最多疗效但是危害最小的产品。

这个时候公司的一位高管海因里希·德莱塞考虑到药品会对人的心脏有害，反对继续开展研究，但是他的同事阿图尔·艾兴格林却看出了其中一种衍生品——乙酰水杨酸的潜力，不顾反对，秘密地在柏林开展了临床试验。

后来的结果自然是令人欣喜的，乙酰水杨酸被证明对缓解发烧和风湿性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而且副作用比水杨苷和水杨酸要小得多。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诞生的故事。

不过艾兴格林的坚持虽然给我们后世贡献了一剂良药，但是他的行为其实是会让人觉得后怕的，严重一点说，他其实将病人放置在了实验的风险之中。

但是伯奇也在书中提示我们，这种评价或许有失公允，我们只要看艾兴格林把自己也当成了受试者就知道，他对于药效的判断有着极度的自信，这种乐观虽然显得有些盲目，但却是发自肺腑的。

除了阿司匹林之外，另一种举世闻名的药物也有相似的情况，那就是在二战期间挽救了无数受伤战士性命的青霉素，青霉素也还有一个名字，叫“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也是在研究阶段，就被直接用在了患者身上，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些试验其实也是很有争议的。限于节目篇幅，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物极必反，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青霉素的成功，一种叫作链霉菌的抗生素居然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测试的情况下就被投入了市场，结果造成了许多悲剧。

1947年的1月到9月，英国的医学研究理事会招募了109名病人参加链霉素治疗肺结核的双盲测试，最终结果表明，链霉素的最终效果是很复杂的：使用链霉素的一组病人，一开始确实显现出更好的效果，死亡率明显降低；但当时间一拉长，也就是实验结束后的6个月内，两组的死亡率开始相差无几。

另外，参与链霉素试验的病人病情都比较重，而很多普通的结核病人不用链霉素也会好转，所以对他们来说，副作用就比较关键了。而链霉素的副作用是相当强烈的，比如有出血、皮疹、头发和指甲的脱落等等，我们开头提到的乔治·奥威尔就经受了这样的药物反应，觉得“使⽤这种药，就好像用把船凿沉的方法，来驱赶船上的⽼⿏”。

和厘清链霉素的实际效果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更有影响的是，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开始成为药物测试的重要环节，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链霉素试验的成功把不情不愿的医生一头按进了循证医学”。

对于医生来说，程序化的试验是很难带来乐趣和成就感的，它们经常是漫长而且枯燥的，并且不怎么依赖于医生的个人判断，只需要他们按照某种严格的程序来执行就行。

但这种试验结果的效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当病人被随机进行分组，所有的变量被严格控制，只剩下是否使用了某种药物时，患者的恢复情况就直接地显示了药效的好坏。

正如作者所言：“真相确实十分脆弱，但只要人们坚持相信数字，只要他们坚持2加2等于4，就能保护它不受侵蚀。观点与宣传可能扭曲世界的本相，但数字可没那么容易被撼动。”

不过，不管药物产生了多少副作用甚至争议，它们在治病过程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都越来越高了，可以说我们今天其实是很难离开药物生活的。

那让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当代，聚焦在2019年在美国上市的抗肿瘤药物 DS-8201 的诞生，或许这就是现代医学工作者在努力践行着循证医学“寻找最优解”的证明。

这个很难记的、名叫 DS-8201 的药物，正是在前人对肿瘤药物的迭代研发过程当中逐步衍生的。或许有些听众还记得，癌症的治疗最早是使用外科手术，之后有了放疗、化疗，再后来开始使用小分子靶向药，之后又有了单抗、免疫治疗、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等，而最新的一种药物设计方式是 Antibody-drug conjugates，即“抗体偶联药物”，简称 ADC。

ADC 被誉为抗肿瘤药物中的“魔法子弹”，因为它在实现定向杀死肿瘤细胞的效能上堪称完美，在消除肿瘤细胞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地令正常细胞得到保护，而 DS-8201 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国国家药监局在2015年的改革后，大大缩短了海外最新药品入关的速度，因此不出意外的话，一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它了。对于患者和临床医生来说，多了一种疗效上的极优选择，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回顾药物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的进步和现代世界科学、理性的精神，以及重视实验的方法论是高度重合的。

在介绍培根的科学观时，作者也这样感慨：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套系统，能让我们摆脱混乱、防范错误，但没有一条路径能完全避免思维谬误，正如人不可能免于疾病。我们能指望的最佳做法，就是对错误的不可避免保持警醒，并通过检测与试验不断排除错误。

庆幸的是，⼈类发展到今天，科学的地位应该终于还是稳固下来了，理性精神也在持续闪烁着璀璨的光辉。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段它们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但就像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也只有进一步运用理性，才有可能纠正既有的错误。

这也是我们借由《药物简史》这本书，借由对人类医药史的回溯，所获得的对当下最好的启示。

不过，另一个在《药物简史》里提出的重要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这集节目里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那就是医学试验中的伦理问题。比如一些需要随机对照实验来检验的治疗方法，往往是已经发现了一些先验证据证明了它们的有效，那对被分配到不使用新方法治疗的对照组病人来说，这公平吗？以及，如果未经严苛的实验验证与审核，我们又是否可以把新药用在病人的身上？

这些问题就留待我们下期的《疫苗竞赛》再继续讨论。

感谢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