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锋到守望者：21世纪中国小说
今天是第五十五期，我们知道，理想国办的宝珀文学奖是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青年文学奖，第一届就奖给了一个1991年出生的年轻女作家，叫王占黑。王占黑的小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读她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空响炮》。
宝珀文学奖首奖得主王占黑（左三）
工人阶级陷入困境的新时代
前面我们分几期试图解释双雪涛小说和新时代的关系，9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如何变成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因为晚清、“五四”以来，文学总是同情弱者的，同情大众，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
可是“工人阶级”不等同于在城市里务工的人们，它是一个革命时代的话语符号。这个“工人阶级”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者，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可以说是革命文学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路内的《慈悲》、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年轻的作家的作品，第一显示了90年代工人们怎么陷入困境，这些小说可以说是客观显示了新世纪阶级矛盾的变化：平静，比方说在伟人雕像前静坐抗议；激烈，比方说抢劫富人的犯法行径，还有今天我们在网上常常可以看到的警民暴力冲突。
第二，向前看，这些小说也很浪漫地设计了怎么防止贫富悬殊走向阶级固化的一些美好方案。比方说让工人重新做设计员，或者富有的知识分子来教下岗工人的儿女，并且以宗教的力量唤醒人性的平等，等等。
第三，向后看，小说也隐隐暗示了90年代工人阶级被侮辱、被损害与60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两个时代落差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
简而言之，《慈悲》、《平原上的摩西》，或者是极简，或者是精致，用这样的艺术手法背负着颇为沉重的意识形态框架，“工人阶级”被侮辱、被损害是这个意识形态框架的核心。所以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看，它也是工人形象在小说中最被重视的一个阶段，超过以前百年。
王占黑的小说，既不像路内的《慈悲》那样极简地压缩文字，也不像双雪涛非常精心的布局，王占黑的小说好像一种比较老派的写实，细节非常丰富。主题同样是工人阶级陷入困境的新时代，但她写的工人不只是牺牲者，当然也不再领导一切。
这些工人的处境概括起来就叫“男保女超”，男的在做保安，女的去超市，他们都是普通人。其实，他们从来都是普通人，虽然活得辛苦，临死之前，还要在床前含糊地哼着“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是什么？这是样板戏《海港》里边的著名唱段，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那个特殊时代的声音。
工人作为人，怎么活着？
王占黑《空响炮》，上海文艺出版社
《空响炮》是一个小说集，2018年出版，张新颖教授为它写序说：“这本作品集八篇小说都不算长，我却读了不少时间，没法一口气读下去，读完一篇，必须停下来歇一歇，才能继续。”为什么张教授要停下来想一想才能读下去呢？说明这些作家自己看起来鸡毛蒜皮、东长西短的故事，都关系着一个严峻的主题：“工人阶级”的命运，以及工人作为人怎么活着？
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工人阶级”在90年代命运起伏非常大，在“文革”中打死过人的供销科员，下海后成为成功企业家，在“文革”中救过人的钳工，却成为被警察追捕的嫌疑犯。
王占黑的短篇《麻将，胡了》也写了两个工人好朋友的对比，一个叫吴光宗，一个叫葛四平，两个人搓了一辈子的麻将，当了一辈子上下家，吵架像冤家，其实很讲义气。
两个人都是人到中年才从电机厂下岗，命运没有多大的反差。按小说的写法，葛四平和他的工友换了不少工作，“卖保险闹猛过一阵，搞外贸也闹猛过一阵”，闹猛了，这是上海话，讲热闹过一阵儿。“如今稳定下来，走两条基本路线，男保女超。男的老来都当了保安，女的都在超市收银”，都成了弱势群体，却还有相当自豪的阶级意识，他们说“城里各个角落的值班室，都埋伏着我们的同志”。
吴光宗显然也是我们同志之一，而且比一直单身、害怕家庭、比较躺平的葛四平更加会折腾。小说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必定是对对吴（吴光宗的外号）这一辈子浪头最大的时候”，就是最出风头、最有作为的意思。“他太忙了，扛着家伙满城赶场子，酒席上香烟红包拿到手软，一双眼睛也跟着长到天上去了。白天干活，晚上同一帮小老板花天酒地。等抬起头来，大变天了，录像不流行了，婚庆一条龙兴起，对对吴的熟人生意再难做开，很快就被淘汰了。此后对对吴修过空调，搞过装潢，再难威风。”后来，“对对吴又搞了一辆桑塔纳，想找人搭班搞出租”，也不成功。潦倒的时候，在医院里当护工或者挂号黄牛，最后还是和葛四平搭班做了保安。他的这一大段就业史也是他的挣扎史。家庭生活呢，结了婚又离。
也许吴光宗、葛四平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命运更典型，他们也在商业大潮中折腾，卖保险、搞外贸、婚庆一条龙等等，但也都没有发迹，像庄德增那样的人毕竟太少了。他们的实际命运好像更接近路内想写而没写的他父亲的经历，最后靠打麻将谋生。他们没办法的时候就去做挂号的黄牛，也不会到伟人像前去静坐抗议，因为他们记得在伟人那个时代，他们是不可以打麻将的。
吴光宗因为被欺负而有暴力的反抗更不可能，对对吴有次气愤，因为有人在麻将桌上欺负葛四平，他就去武力交涉，最后自己受伤。因为吴的姐姐的馄饨店也是不可以聚众赌博的，不能跟人家多打，你要吵开来的话，警察来了，还是你们吃亏，管你是工人阶级还是谁。
小说的高潮在后面，就是吴光宗生癌了，躺在医院里，医生不让多吃、不让抽烟，但是病情恶化，人受不了，哭得要命。终于有一天，葛四平和其他工友给这个病人送来了整整一桌的饭菜，还违反医嘱，给他点上一支真的香烟。病人骨瘦如柴，笑中带泪。《海港》的主题曲就是在那个时候唱起来的，“大吊车真厉害”。
王占黑的小说放在《慈悲》和《平原上的摩西》以后读，我们更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形象重回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
新世纪的女人、老人、穷人
王占黑写工人也是男女有别。男人们除了麻将桌外，就是各种失败的打拼，我们看到了，卖保险、搞录像、开的士、做黄牛等等。那么女人呢？
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美芬，居然也还是能够沿着张爱玲或者王安忆的思路，去写女人身边的物件，胸针、围巾、布料。一个广场舞大妈她的白日梦，就是盼望女儿婚礼上自己能够穿几套令姐妹们刮目相看的旗袍或裙子。她这些等待重大场合的衣服已经精心制作，修改了很多次，喜欢的料子，别致的式样，反复斟酌的颜色。这些衣服在衣柜里珍藏了好几年了，几乎是退休女工美芬的全部精神寄托。
当然了，透过这一系列物化的辛酸，我们也看到母亲对女儿的一片爱心。然而女儿嫁给了香港人，居然决定不办婚礼，也不要小孩儿。美芬也是城里人，所以珍爱女儿也尊重女儿，但是她的白日梦就一直锁在她的衣柜里。
双雪涛精于构思，简洁实干。王占黑，注重细节，更加写实。王占黑小说有意无意延续了契诃夫或者是叶圣陶以来的这种朴素写实传统，这样写的女作家不太多。语言上也尽量接地气，当然不像金宇澄那么大规模，但是她也试图用一些上海的方言，比方说灶头间、交关响、碗也不想汰、拗断、屏不牢、好料作、覅急，既增加了小说的地方色彩，也突出了工人阶级的地气。
王占黑，我佩服这个年轻女作家，还喜欢写新时代的穷人区。小说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很多单位里边住房，有小孩的，小孩都走了，有钱的，看准房价搬迁了。剩下的都是些老的，穷的，也有像赵光明这样新加入的外地人”。她的视角总是在写老人院、棋牌室、卖菜的小贩儿，等等。
有一个小说叫《怪脚刀》，写到作家自己也是在这个小区里长大，所以有第一手的感性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近距离写实的手法，更能够体现小人物、社会底层。
也不一定纯粹是产业工人，有一篇叫《老菜皮》，写穷人、老人聚集的小区门口有一菜农，土黄色的削尖脸，蓝色的工人帽，一天两趟卖小青菜，风雨无阻。扒分，就是赚钱特别刻苦，斤斤计较且守信用，东西比别人好。
小说写，尤其在下雪天，“老菜皮高高举起手中的两把小青菜，像挥着革命大旗”。请注意这一句话，这个小市民语境里掺杂着宏大叙事，效果就很像张爱玲写菜市场，标题是《中国的日夜》。后来老菜皮不见了，出现在本地《晚间新闻》，说路上被人偷了300多块钱，报案无门，连续生病，突然就死了。大家感慨一番，很快也就忘了这个人。
我很感佩的是，王占黑是现在上海的年轻人，笔下却是old school，她延续着《孔乙己》或者是《多收了三五斗》的笔法。
也不一定个个是受难者，有个小说叫《演说家吴赌》，写了一个奇葩人物，坐巴士喜欢揩油，不付车资，身靠投币箱和司机搭讪，然后跟车上的各种乘客吹牛闲聊，吹自己的成绩、旁人的八卦。其实就是宣泄转移他的失败人生，用的是像《华威先生》式的素描法，但不写官僚，只写小人物，也可能又是一个失败的工人。
偶然王占黑也用一些比较奇怪的人物写，比方说《偷桃换李》。火葬场里两个死人对换了身份、人名，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原委写了，原来是两个男人，不仅活得没意思，对死也害怕，觉得死了以后要被人追究，一辈子对不起女人，怎么办？他们商量好了，再请另外一个人帮忙，给他们调换。情节有点荒诞，但是这种悲剧的心理却也普遍。
老人们在临死之前也还回想到一生当中的高潮时期，比方说陶宝兴，帮他们安排的人说，他做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赶到的辰光，毛主席已经走了，红卫兵也走光了。满地都是鞋，解放鞋，白球鞋，草鞋，还有臭洋袜，踏烂的标语，旗帜，小钞票，扁掉的军用水壶。我就喊，阿大，阿大啊。没人理我。我兜了一圈，碰到好几个小队，我就跑上去问，你们看到陶立庆了吗。人家都摇头。
我累死了，在金水桥边坐一歇。我们阿大突然坐过来了！伊讲，爸爸放心，我鞋带绑得不要太牢，绝对不会叫人家踩掉的。伊伸出脚，我望过去，大腿小腿上全是鞋带，勒出血印子来噢。”
这段金水桥梦，可以跟《平原上的摩西》的广场静坐文本互读，也可以跟《活着》里边福贵儿子的鞋子细节遥相呼应。
小说中间还有清明这一段，写到了帮助两个老人调包的另一个老人，到他们两个人的墓前，先跟自己去世的妻子说话：“各位朋友，大家好呀，我是张蓓芳的爱人，下趟搬过来，请大家多多关照。”我曾经说过，人生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到墓地看看就想通了，婚姻就是把你两个人永远放在一起。
空响炮的象征含义
王占黑大部分小说都是写实片段，但偶然也有奇妙的象征。这个小说集的片名叫《空响炮》，放在第一篇总有它的道理。这小说写什么呢？写的是不准放鞭炮了，一开始像双雪涛一样，直接涉及了干群矛盾。
小说从卖炮仗的赖老板、他隔壁的李阿大、沉迷于鞭炮的邻居瘸脚阿兴、带红袖章的街道干部烫头、年初一开头班车的马国福、负责扫街的工友老棉袄，一共六个人物、六个不同角度展开叙事。
所以过年不准放鞭炮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多方位的社会反应：炮仗老板沮丧；隔壁的老板的女儿转型卖电子炮赚钱；瘸脚阿兴没炮仗就火大；街道干部非常紧张，贯彻上级指示，但是听到隔壁有鞭炮声，他又很高兴，说这是隔壁小区，他们拿不到红旗了；基层权力代表烫头怎么应对群众场面，几乎可以看作若干年后上海动态清零时的社会静默情景。而多方面写官民矛盾，这个《空响炮》有点追袭《秧歌》的小说结构。
最后的意象更加令人深思，过年的时候大家突然听到一阵爆竹声，群众又害怕又兴奋，干部首先看是不是在自己的小区，然后从担心变到庆幸。其实是什么？我们跑过去一看，哪里是放鞭炮，原来是过不了瘾的瘸脚阿兴买了很多气球，在空地上一一戳破，发出大家怀念的“爆竹声”。这就叫空响炮，象征什么？象征新时期的新成就、旧传统、新包装、人心在、空响炮？
本集小说
- 初版、使用版：王占黑：《空响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
参考文章
- 王占黑：《不成景观的景观》，发表于《大家》2018年第1期。
- 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发表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2022.09.23
精选评论
共 11 条许老师唱得真好
“苏联的思想改造：向人性开战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同样是过眼云烟式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放弃个体、为了国家放弃家庭、为了理想放弃利益、为了信仰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 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要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假大空。这就像吹气球，你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气球吹到西瓜那么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随时就可能爆破。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的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活而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他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的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 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摘自刘老师的课。
听完许老师的讲述，决心要去读一读原著。
“托马斯·曼爱他的国家，为德国在科学、文学、音乐和其他许多领域的伟大历史成就感到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更加为德国造成了世界灾难而痛心。他对希特勒领导时犯下的罪恶深感悲痛，所以热切希望能从希特勒的暴政统治中解放出来。 德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受控于邪恶统治者的国家，它的公民也可以保留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些爱国者批评本国邪恶的政府，但在情感上有着与一般国家爱国主义相同的特征，比如对国家有归属感，感谢国家文化的滋养和陶冶，对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成就有共同自豪感，有“忠诚批评”的责任感（并希望能改变邪恶的领导），还有继承发扬国家优秀价值理想的义务感。 一个政府再残暴无道，他统治下的老百姓也还是会有这样的爱国心，这更证明，爱国在这世界上是一种多么普遍的人类情感和价值观。基督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鼓励并支持任何一个国家里的爱国主义。虽然爱国不等于爱政府（托马斯·曼和索尔仁尼琴等便是例子），但是，如果有一个相对好的政府，那么人们的爱国肯定会表现得更加强烈，他们会为自己国家的好政府感到骄傲，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古希腊的雅典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比斯巴达要优秀。放在今天也是一样，自由民主是比专制独裁更好的政府，民主国家的人民（他们可以参与对国家重大事务的选择）比专制国家的人民（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听命于他们的主子）更愿意担负起热爱自己国家的责任，在需要时为国家奉献力量，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不过，《圣经》里并没有明确命令或直接教导国家应该建立自由民主的政府，也没有告诉过人们上帝希望选择怎样的政府。实际上，在整个《旧约》中，有的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世袭国王统治案例，而在《新约》里则有的是独裁的罗马皇帝和他派来的总督。 但是，《圣经》的历史中记录了这些糟糕的统治者，并不意味着上帝就命令人类接受专制政府的统治形式。相反，如果我们把那些特定的历史案例搁置起来，而是着眼于更核心的有关政府和人类本性的《圣经》原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圣经》里有相当有力的论据可以证明，某种形式的由人民选择的政府要比专制独裁政府来得优秀。 《圣经》中的教导至少在两个关键的观念上支持这样的理解，第一个是平等，第二个是监督。 先说平等，《圣经》中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像造人，又造男造女”（创1：27）；这也适用于亚当和夏娃所生的整个人类（其他经文也肯定了所有人类都有上帝的形象，见创9：6；雅3：9）。参照上帝的形象意味着要像上帝，并在地球上代表他——这是给上帝创造的任何生物的最高地位。既然如此，那有什么理由让任何家族或组织以为他们有特殊的权力？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未经人民同意就可以统治人民呢？《圣经》第一章所教导的这一基本原则绝非赞同“神圣的王权”，而是主张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人人平等。这暗示了任何“王室”都没有统治他人的世袭权力。正如美国《独立宣言》第二段中声明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再说监督，也就是人民做主的权利。统治者必须对人民负责，这有助于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也许最有效的制约方法是将赋予政府的权力与保留给人民的权力分开，自由选举很明显符合这一点。通过定期选举，统治者获得并保持被治理者的同意，这是尽可能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保护措施，也是对统治者问责的最大保证。可是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统治者经常废除自由选举，随意监禁或谋杀政治对手，恐吓选民，操纵选举。他们在所谓的选举中永远获胜，不断连任，还夸耀这种假民主的好。 真民主，假民主？ 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区别真假民主呢？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纳坦·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在《民主案例》（The Case for Democracy）这本书中提供了“城市广场测试”，用来判断某个社会是“自由社会”（真正的民主）还是“恐惧社会”（虚假的民主）：“一个人能否走到城市广场中央，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担心被逮捕、监禁或身体伤害？如果他可以，那么他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恐惧的社会。” 也就是说，只有享有政治自由的人民才能免于恐惧，而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保护人民的自由。政府应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如果政府作为“神的用人，与你有益”（罗马书13：4），那么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乃是所有利益中最基本的，正如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说，公民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也就不可能有争取其他任何权利的权利。 《圣经》高度重视和强调人类的个人选择自由和相应行为。从人类的起源开始，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里，上帝就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见创2：16-17）。这是人类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动物或植物都更像上帝的地方。 还有，《圣经》中对奴隶制和压迫总是持否定态度，而对自由持肯定态度。上帝把十条诫命交给以色列人民时，一开始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20：2）而出埃及的本质是脱离奴隶的身份。 当以色列人民背叛耶和华时，上帝把他们交给了压迫者，这些压迫者奴役他们，剥夺他们的自由（见申命记28：28-29，33；犹大书2：16-23）。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上帝对待自由的态度，丧失自由是一种审判和惩罚，不是祝福。而先知弥赛亚预言所应许的自由才是一个祝福，他说的是，一位拯救者将会到来，使人民摆脱敌人的这种压迫，因为他将会到来向被掳的人宣告自由（赛61：1）。尽管以色列人有时会迫于贫困，卖身为奴，但每50年一次的禧年(the Jubilee year)会让那些身为奴隶的人获得自由。 《圣经》里的个人选择自由是完整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反映了上帝自己的意志属性，是上帝不断敦促人作出自由的选择。《申命记》里提到：“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申命记30：19）在整部《圣经》中，从《创世记》的开始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上帝尊重并保护人类的自由和人类的选择。自由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任何严重剥夺人民自由的政府都是邪恶的，因为它把自由的人民变成被剥夺了自由的非人。 政府应该产生于人民的自由选择，这是一个不容动摇的原则。《圣经》有不少可以证明这一原则的例子。比如，政府似乎在被治理者的同意下运作得最好，就像撒母耳作为法官站在众人面前时（撒上7：5-6），或扫罗被膏立为国王后（见撒上10：24）那样。尽管摩西是由上帝任命的，但他还是需要寻求长老和以色列人民的同意（出埃及记4：29-31）。当大卫成为犹大的国王时，他获得了所有人民的公开同意。还有，在《新约》里，使徒们让信徒们自己挑选管理者，经文是这样写的：“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徒6：3） 相对应的，《圣经》中还有一些负面的例子，那就是暴君没有获得人民的同意，违背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进行严厉的统治。这样的暴君结局往往也不会太如意，比如罗波安王“不肯依从百姓”（王上12：15），结果北方十个部落反叛了王。 那些不尊重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和政府，人民真的会爱吗？除了厌恶、恐惧和仇恨，甚至渴望同归于尽，还能有什么别的感受呢？”，摘自徐老师的课“信仰的启示……”。
“在人们无法获取新闻、信息及事实，并且官方说辞与实际情况明显相悖的国家，我们会看到民众以下的反应：至少有一些人产生了普遍的愤世嫉俗思想，不信任任何价值观，对明显的事物也产生怀疑，正常的人际关系遭到严重颠覆，感到无望，道德败坏，等等；另一些人则会出现较为被动状态，如无聊、屈从、丧失能力、封闭、丧失主动性等等。”（？）
最后的意象更加令人深思，过年的时候大家突然听到一阵爆竹声，群众又害怕又兴奋，干部首先看是不是在自己的小区，然后从担心变到庆幸。其实是什么？我们跑过去一看，哪里是放鞭炮，原来是过不了瘾的瘸脚阿兴买了很多气球，在空地上一一戳破，发出大家怀念的“爆竹声”。这就叫空响炮，象征什么？象征新时期的新成就、旧传统、新包装、人心在、空响炮？ “在社会环境中，如果法律、制度或社会权威受到威胁，安全需要就会升级为非常迫切的需要。在大多数人类身上，混乱和毁灭的威胁会导致高级需要的退化，并使安全需要成为优势需要。一个最为普遍且几乎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反应是人们很容易接受独裁统治或军事统治。这似乎适用于所有人类，包括健康的人类。因为在面对危险时，他们也会出于现实主义将高级需要退化为安全需要，并随时准备自我防御。对于生活在安全线边缘的人来说，这点尤为准确。在权威、合法性和法律的象征受到威胁时，他们尤其容易受到侵扰。”（？）
之前读的囫囵吞枣真是白读了
进来👂样板戏
我录音了，呵呵呵
希望许老师有更多的节目和作品哦🥰
许老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