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锋到守望者：21世纪中国小说
今天是五十一期了，我们继续读路内的小说《慈悲》。
人名的象征意义
在小说极简主义的叙述当中，每个人名都有象征意义。
水生是流动、流水、灵活，根生是植物，是扎在石头缝里，顽固，stubborn。比方说，小说第三节写，“厂里开忆苦思甜大会，根生和水生都上去发言。根生讲了两句话就结束了。水生讲了二十句，社会主义好，工厂像家一样，党好，毛主席万岁”等等，这就显示了两个工人的性格。以后我们会看到路内真实的父亲的性格，就是这两个人物的综合，或者说在中间。
师傅做主，嫁给了水生的玉生，玉当然是石中精华，所以她是又顽固，又玲珑。玉生和水生应该说是作家比较欣赏的理想的人生态度，也可能是那个时代比较容易活着的一种选择。复生是他们领养的女儿，更加理想化了，有志气，肯吃苦，爱运动，后来考上大学。复生嘛，就是重新获得生命。
师傅，就是教水生、玉生、根生这一代怎么活下去的师傅，其实也是stubborn。临死为了几块钱丧葬费，为了家人在工会里面下跪，这不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是一代工人的时代缩影。
书记，这个名称就就代表了他的身份，没有名，没有姓。可是很微妙，这个人物，放在50年代以后文学中的干部形象当中，他都有他独特的表现。
原来这个厂里有个工段长叫朱建华，专门打小报告，而且每次得到书记的表扬。书记把这些报告都收下来，但是他从来不跟进处理。为什么呢？书记后来说，我要是不收，他这个小报告就还会往上打。很有意思。
所以从高晓声、余华开始，当代小说里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干部，《陈奂生上城》里边的吴书记是个典型了。但是《慈悲》里的书记在恶的环境中悄悄做好事，缓和干群关系，十分生动，既正视官民结构性矛盾，又强调干群同心同德。路内和高晓声、余华书写策略不同，但都是用心良苦。再说一下，这个书记没有名字，就叫书记，既是一个人物，也是一种身份。
宿小东就不同了，他身份不断变化。最初是申请补助不成，后来是抓了车间主任捉奸，自己升上去，又一直跟根生作对，往死里打，判根生十年。以后宿小东利用权力，克扣厂里的劳动保护设备，不给水生他们发胶鞋，做了很多或明或暗的坏事。但最重要的是，到了1976年以后，政治局势变化，他也步步升官，最后贱卖了整个化工厂，摇身一变成为新企业的董事长。宿小东与书记这两个人物，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变化很值得玩味。不是说要从文学看社会学吗？这个就是文学中的社会学。
工人是领导阶级吗？工人是国家主人吗？
但是《慈悲》的主轴还是水生一家。师傅虽然将女儿许配水生，玉生本人却没同意。等了很久，师傅去世后，两人才成婚。婚后的生活小心翼翼，却也甜美。举个例子：
布置房间，水生说墙上有霉斑，不如贴张领袖画像挡一挡。玉生说：“你出门别说这个话啊，抓你起来。”
《慈悲》一书不仅写工人如何活着，也花很多笔墨写他们怎么送别亲人。在给师傅（玉生爹）以及汪兴妹烧纸钱的一个仪式过程当中，夫妇感情沟通：
玉生摸摸水生的脸说：“水生可怜，从小没有爸爸妈妈，这些都不懂。”
水生说：“哎，托你的福，以后我就懂了。”
懂什么？懂所以慈悲？
有一天，水生到城里看见游行队伍拿着旗帜，人们各自往回走，水生碰到玉生问：“今天游行什么？”玉生打呵欠说：“今天打倒四人帮。”这个打哈欠说绝非闲笔，一方面是像王安忆《长恨歌》那样，把历史事件摆在日常生活细节当中，故意淡化；另一方面，又想说明，对于工人主人公来说，他们当时也并不清楚历史在发生什么变化。
1976年其实是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我之所以没有说1966年，是因为我认为，1966年前后中国社会看似巨变，而实际上1976年前后的社会变化更加深刻，影响更加长远。毕飞宇在《平原》里就浓墨重彩，描写农民们在1976年怎么感觉天要塌下来了。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也从动物的角度，从上面树上看，人们怎么伤心、悲痛。相比之下，路内的《慈悲》只强调人民曾经怎么麻木，“打呵欠说”，人们好像更在乎衣食住行，乃至坟前的纸钱。
虽然玉生、水生麻木，世道还是变了。不久书记对水生说：“陈水生，再熬几天，坏日子就要过去了。”水生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以为可以不再做苦力了。事实上，他不久就调到车间做管理员，因为是中专生。接下来水生和邓思贤两个人坚持技术革新获奖了，他就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了。
在家里最大的不满意就是，玉生生病，不能生育。所以他们找到远房表哥土根，土根有五个小孩，老大到老四都是女儿，老五是儿子，断不肯过继。老大到老三年龄太大了，剩下老四，却是一个豁嘴，兔唇，一岁半。怎么办？玉生让老公决定，我不看了，你做主吧。结果他们要了那女儿，名叫复生。手术以后，复生嘴上只剩下一道红色的疤。后来小孩问，我从哪里来？玉生回答说，你是观音菩萨送来的。
玉生的形象跟《活着》当中的福贵老婆一个类型，就是再怎么吃苦也不抱怨，一心靠丈夫，帮丈夫渡过各种灾祸，很苦，很善良。我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最后一篇论文里，曾简略梳理现代当代小说中的几类女性形象。一个是和男人在情场战斗的白流苏、葛薇龙或者王琦瑶等等，萧红、铁凝笔下也有这类正视爱情战争的女性。二是七巧、司绮纹，《财主底儿女们》当中的，既被人欺，又欺负他人的女性角色，都是厉害角色。三是追求革命的莎菲、江姐、白灵等等女战士。四是女性身体成为男性争夺战场的牺牲品，贞贞、王佳芝、田小娥等等，这是一女多男格式支撑民族国家叙述。五是祥林嫂、商人妇、烟厂女工、子君、翠翠，乃至福贵老婆，还有玉生。虽然谈不上新意，却悠久传统，男人旧梦，从20后、30后、50后，现在到70后至少。
相对幸福的水生的生活都是平淡的幸福，比较不幸的根生的遭遇就是不同的不幸了。转眼根生十年后回到工厂，仍然受到宿小东副厂长欺压，只能做废品仓库管理员。有一天看到复生在幼儿园被欺负，就出手报复，结果又惹事，终于在水生帮助下获得一些补助。但是到了80年代，工人还是觉得穷。有一段对白这样说：“以前日子过得很苦，但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买，现在世道不一样了，钞票稍微多了点，样样东西都要买齐才开心，还是苦。”
问题是，后来这个样样东西都要买齐才开心，与之前的领导阶级平等贫窮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对绝对平等的梦想，是革命的成果呢，还是革命的负债呢？
于是根生不安分，就去炒外烟，初步得手，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当然人财两空，走投无路，在仓库自杀。也就在这时，那应该是八九十年代，大环境变了，书记退了，工厂卖了，宿小东做股东了，工人也要买股票了，实际上就是大规模下岗。水生、玉生弄不清东南西北，能做的只有带女儿复生走上坟，人生一世到墓地才明白。然后玉生病死。
小说带出的问题是，之前工人是领导阶级吗？之后工人是国家主人吗？之后的问题，双雪涛等年轻人会认真地对待，但路内笔下的工人阶级、工人，他们记得之前的事情，所以很难跑到伟大雕像下面静坐、怀旧。
邓思贤和水生都是技术员，画过厂里很多图纸。既然宿小东已经把前进化工厂私有化了，他们也有理由去帮助别的私人工厂建设，这叫“另投明主”。邓是积极主动，水生是被动犹豫。
这里出现一个非常实在、非常真切的矛盾。我自己有亲戚，类似处境，原在一大型国企任副总工程师，退休以后由国际大公司聘用，制造某一种高科技的技术，当然待遇比退休工资高很多倍。可是我这位亲戚从小学雷锋出生，他就推掉了。
我说：你不去，人家外国公司难道找不到人吗？
他说：当然会找到，可能就是厂里的其他人。
那你坚持什么呢？我说。
他说：我帮外国公司，我自己原来的公司就要完了。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但我不愿发生在我的手里。
我很尊敬、尊重他的决定，但我不知道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为了不剧透，水生后面的发生的事情、他的命运我这里暂时不多讲了。总而言之，他后来好像处境还不错，因为他是一个技术员，他到别的地方……不讲了。但是生活上，水生还是孤独一个人。
当代文学中的恋父：路内为什么不写自己真实的父亲？
作为一个社会学文本，《慈悲》是近几十年来最出色的描写工人阶级的长篇小说。记录了在革命时代，工人们如何在名义上成为领导阶级，实际上却因为污染、穷困和内斗而历经苦难，后来又怎么在改革中，或者变成股东，或者下岗失业，又成为弱势群体。欲知他们变成弱势群体的详情，以后我们要读王占黑的《空响炮》，工人退休以后，“男保女超”，可以看作《慈悲》的续篇。
但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在刚硬的根生衬托下，水生、玉生水一样地活着，很苦，很善良，最后也都要到墓地——也可以说对得起师傅了，一辈子靠您的女儿；对得起书记了，也是靠党关怀的；对得起女儿了，放孩儿们去光明的未来；也对得起自己了，作为一个工人，也作为一个人。
余华写的是农民版的《活着》，路内写的是工人版的《活着》，既写社会学，也写人性。按李泽厚的说法：“中国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者‘生生’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我）活着’。”这是理论版的《活着》。
但是读完小说，再看后记，我们发现前进化工厂工人作为弱势群体，和水生作为坚强、慈悲的个人之间还有一个他父亲的身影：
“九十年代末，我们家已经全都空了，我爸爸因为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我妈妈在家病退多年，我失业，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我买辆摩托车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陷于破产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游手好闲的爸爸，曾经暴揍过我的三流工程师（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曾经在街面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谊舞的潇洒中年汉子（也被我写进了小说里），他终于发怒了，他决定去打麻将。”
原来作家真实的父亲，一度靠三样技能生存——跳舞、打麻将、搞生产。而终有一天，“国家不需要他搞生产了，他退休了，跳舞也挣不到教学费了，因为全社会都已经学会跳舞，他只剩下打麻将”。但居然，作家的父亲能够靠每天打麻将，为家里挣来饭钱。“他很争气，从未让我妈妈失望，基本上都吹着口哨回来的。我们家就此撑过了最可怕的下岗年代……”
为什么不把这个父亲写出来呢？作家说：“因为它荒唐得让我觉得残酷，几乎没脸讲出来。在厚重的历史叙事面前，这些轻薄之物一直在我眼前飘荡，并不能融入厚重之中。”为什么一定要融入厚重之中呢？原来《慈悲》是有心要写成厚重的历史叙事的。
但同样的问题，作家既责备他的父亲，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同情。一个工程师最后要靠教交谊舞、打麻将为生，作家其实充满了怨恨。从这种对父辈命运的同情和怨恨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慈悲》。这种儿子对父辈的同情、怨恨，之前渗透在《生死疲劳》、《古炉》、《活着》、《古船》等小说中，之后又延续在《平原上的摩西》等新生代作品中。只不过这些令儿子们同情、愤怨的父辈，之前是漏网地主、开明士绅，之后是下岗工人、跳交谊舞的工程师。当代文学中的这一种恋父，而不是弑父，情节值得研究。
本集小说
- 初版、使用版：路内：《慈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参考文章
- 施新佳：《游走在“真相”与“假面”之间——读路内的长篇小说<慈悲>》，发表于《当代文坛》 2016年第6期。
- 凌云岚：《小城故事变奏曲——评路内的小城小说》，发表于《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
- 李海霞《弱者的文学如何前行--论路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 林凌：《从“垂死”到“死亡” ——路内三部曲与<慈悲>的一种比较》，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王琨：《路内小说创作论》，发表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
- 李伟长：《随波逐流，或推波助澜——路内<慈悲>》，发表于《上海文化》2016年第5期。
- 欧娟：《政治生态之外的生存境遇与精神气质——路内长篇小说<慈悲>读后》，发表于《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
2022.09.09
精选评论
共 11 条离八零后更近了，现实题材听着更有代入感了
讲讲梁晓声的人世间，是城里工人
许老师说“东北”两字可以去掉，这点在剧版《平原上的摩西》里导演张大磊把故事移植到呼和浩特依然贴切成立可以佐证。比起作家更加自我化的表述处境，导演的解读更加公共适用化，在一些情节的改编上克制和收敛了作家对不属于自身时代立场的一些情绪，同时淡化了评论家以港派学者身份喜用的“阶级矛盾”这样在内地只有官媒才能调用的敏感词汇，视角更加观察性而非批判性。这种适度的纠偏我认为更加具有时代性，令人更加舒适。过往可以记录和回顾，却无需凭吊。时代洪流滚滚，几乎没有在激流中完肤的幸运儿，伤痕可以在文学中被抽象描绘，无需在视听影像里具体化。
“东北”两字可以去掉，此言不虚。剧版里张大磊把故事移植
很喜欢路内，不过回忆起他基本小说的情节，内容经常会互相搞串哈哈哈哈
现在的工人还会有以前的归属感吗，我觉得不会了
举个栗子😜
许老师教师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沙发🛋️
开心，许老师中秋快乐，教师节快乐
天哪，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