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如何求生：从东汉到三国
大家好，我是杨照。
两汉的城市发展
在两汉的社会变化中，城市也有了特殊的发展。
在“重述中国通史·第一季”的节目中提到过，中国人很擅长筑城，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筑城，不过“城”的功能，主要还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有“城”却不见得有“市”，在围起来的城墙之内出现热闹的市集交易，并非是早期中国的一般地理景观。周代的分封过程中建起了上千个“城”，每个“城”就是一个小“国”，是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但其中大部分并不具备集中的商业贸易功能。
周代以降，经历了短暂的秦朝，进入汉代，过去历史上以政治功能压过商业利益的“城”，开始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市”的功能。“市”就是商业买卖的集中地。根据史料上看到的，汉代长安城最多有七个“市”，这七个“市”的分布有不同的说法，但其中最明确的有两个大“市”，也就是东市和西市。
不过“市”在“城”里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还是不同。西方从近东到古希腊，大的聚落都是因商业功能而形成的，所以人们筑城就是为了方便和保护商业行为。但在中国，逐渐在城内开放商业行为，与其说是为了方便与保护，不如说是为了要加强监管。
古代中国产生了对于商人与商业行为根深蒂固的歧视。最早在封建制度中，人与人之间都有非常明确的亲族关系，并且遵循严格的宗法仪式，不断强化彼此的关系。在这样的组织中，必然产生了对于外来或陌生人的高度不信任和隔阂。商业行为的本质倒过来却是流动的，身处流动组织中的商人，本来就不容易被纳入到既有的宗法系统里。
到了春秋战国的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出现了更进一步的“重农”思想。农民既是土地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又是新型态战争中主要的战斗力。各国彼此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连带地也就要求清楚地划分自己的百姓和别人的百姓，商人不生产、不打仗，并且又游走在各国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更不被信任、也更不被讨好了。
2022.05.28
精选评论
共 6 条用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写的《独裁者手册》来分析两汉统治者，五个基本独裁原则，西汉中期以后，尤其东汉，几乎都做不到，瓦解也是必然： 1.执政联盟不能过大，现实是越来越多的豪族加入执政联盟； 2.潜在执政联盟需要很大，现实是民间有识之士被豪族收编成私人班底； 3.掌控收入分配，现实是利润都被豪族截流； 4.给核心支持者刚刚好的确保忠诚的钱，现实是豪族们根本不需要你的钱； 5.不要从支持者腰包中取钱去给老百姓，现实是皇帝就是这样想的。 汉末“士”的觉醒，或可以算是战国末年王纲解纽封建瓦解的余震，只不过当年是自上而下的解体宗法制，受冲击最大的是贵族阶层，遂有最低级的贵族们摆脱家族攀附诸侯，而成“游士”，也迎来了一个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年代；几个世纪后，末端的民间宗法制也解体了，更多的底层平民脱嵌，家族宗法的空白，由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对于知识的自信填补，又将迎来一个思想百花齐放年代。
虽说这么比有点不厚道，但在天天几档节目同时更新的杨照老师面前，道长不脸红吗？一周两次的八分都经常断更…是最近同时在谈好几个女朋友吗？
Susi Wu ：大元帅讲话就是霸道……
薇恩 ：道长节目是免费的，人家任性点不行啊😁
old money & new money
听了这个“豪左”的说法，突然我就理解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买房”的执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