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两汉的社会变化中，城市也有了特殊的发展。

在“重述中国通史·第一季”的节目中提到过，中国人很擅长筑城，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筑城，不过“城”的功能，主要还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有“城”却不见得有“市”，在围起来的城墙之内出现热闹的市集交易，并非是早期中国的一般地理景观。周代的分封过程中建起了上千个“城”，每个“城”就是一个小“国”，是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但其中大部分并不具备集中的商业贸易功能。

周代以降，经历了短暂的秦朝，进入汉代，过去历史上以政治功能压过商业利益的“城”，开始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市”的功能。“市”就是商业买卖的集中地。根据史料上看到的，汉代长安城最多有七个“市”，这七个“市”的分布有不同的说法，但其中最明确的有两个大“市”，也就是东市和西市。

不过“市”在“城”里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还是不同。西方从近东到古希腊，大的聚落都是因商业功能而形成的，所以人们筑城就是为了方便和保护商业行为。但在中国，逐渐在城内开放商业行为，与其说是为了方便与保护，不如说是为了要加强监管。

古代中国产生了对于商人与商业行为根深蒂固的歧视。最早在封建制度中，人与人之间都有非常明确的亲族关系，并且遵循严格的宗法仪式，不断强化彼此的关系。在这样的组织中，必然产生了对于外来或陌生人的高度不信任和隔阂。商业行为的本质倒过来却是流动的，身处流动组织中的商人，本来就不容易被纳入到既有的宗法系统里。

到了春秋战国的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出现了更进一步的“重农”思想。农民既是土地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又是新型态战争中主要的战斗力。各国彼此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连带地也就要求清楚地划分自己的百姓和别人的百姓，商人不生产、不打仗，并且又游走在各国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更不被信任、也更不被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