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四季：后汉、三国时代
你好，欢迎收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四季。
讲完了史观，我们再接着看《三国演义》后面的部分。
虽然说是三国，但书里的具体叙述还是从后汉开始。黄巾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这些通常被当作是三国时代的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后汉末期。
《三国演义》的开篇，是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憎恶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的专横，预谋除害。不想机密泄漏被反杀。这件事发生在建宁元年（168）九月，十三岁的后汉第十二代皇帝——灵帝刘宏刚刚即位不久。
《三国演义》在进入三国历史之前，先从这个事件下笔，可见作者的确有见识。这个事件，对后汉这个时代，对再之后的中国史的构造来说，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外戚与宦官
大将军窦武是桓帝的岳父。桓帝无子，只好从旁系里选了灵帝继承皇位。窦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窦武作为皇太后的父亲身居要职。
到了后汉，像窦武这样的外戚代表就任大将军、掌握最高军事权力，基本成为惯例。
外戚之外，还有清流，就是有一定地位的儒生。
太傅陈蕃是负有众望的清流守护者。太傅，辅佐皇帝，职位又在官僚体系最高级别的三公之上，是名副其实的弘扬儒家理想的清流派读书人，也是官僚阶层的代表。
当初桓帝宠爱出身卑微的田贵人，打算立她为皇后，遭到陈蕃的反对，最后只好娶了门第相当的窦武的女儿。由此开始了陈蕃和窦武的信赖关系。他们共同策划，预谋铲除曹节、王甫这些专权宦官，最后以失败告终。
可以说，这是一个外戚势力联合儒生及官僚势力企图驱逐宦官势力的事件。
《三国演义》里最后说，“中涓自此愈横”，就是说代表正义的清流派从此失去了势力，而浊流般的宦官势力从此当道。
看得出，罗贯中认为，这个事件是后汉灭亡的直接原因，所以用它来当三国故事的开场白。
这种清流派对浊流派，或者说善对恶的模式，是中国传统文人在解释历史时惯用的手法，《三国演义》也不例外。
但是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真的是因为宦官跋扈吗？也许不过是政治混乱带来的结果而已吧。
但不管怎么说，外戚、清流及宦官这三大势力，仍旧是我们理解后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汉朝的外戚们
纵观前汉后汉，外戚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掌握了实权，吕后一族的势力也因此大振。但好景不长, 吕后一死，她的家族立刻被高祖的家臣们一扫而光。
不过在那以后外戚照样受到重用。
文帝时窦皇后的亲戚窦婴做了大将军，景帝时王皇后之弟田蚡做了宰相。
汉武帝也不例外，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征讨匈奴立下大功。而霍去病的异母弟弟霍光在汉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一个月后又废昌邑王，迎立了宣帝。虽然据说废昌邑王是因为他好色昏庸没有做皇帝的资格，霍光因此被看作是忠臣榜样，但外戚能如此轻易地让皇帝下台，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霍光辅政期间，把女儿嫁给宣帝做皇后，又把自己一族的势力安插在要职上，基本上独揽大权。所以霍光死后，宣帝把霍氏一族诛灭扫尽。
宣帝之后是元帝，皇后的弟弟王凤权力很大。到了平帝，王凤的侄子同时也皇后父亲的王莽终于篡权，自己登上帝位建立了新王朝。
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实现了汉王朝复兴，按理说应该吸取王莽篡权的教训，极力排除外戚，但实际上到了后汉，外戚依然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
只不过，因为刘秀是南阳地方的地主豪族，所以这个势力以南阳为中心波及各地豪族。不像前汉的各代皇后里有太多像卫子夫卫皇后那样出身低微的人。
光武帝在建立后汉的过程中，最后遇到了两个障碍。
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割据西北地方的隗嚣，一个是在四川称帝的公孙述。
这两个人与刘秀之间的混战，可以说是三国前的另一个三国时代。
打倒隗嚣和公孙述，立下汗马功劳的，主要是马援、窦融（前汉文帝时外戚窦氏的后代）以及梁统这些西北豪族，所以后汉的皇后大多出身于这几个家族，再加上南阳豪族阴、邓这几个大氏族。
作为外戚，权力也大多集中在这几大氏族。
一开始，外戚里也不乏高尚之士，皇帝与外戚的关系也基本正常。但到了后汉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者为帝时有发生，这样一来，前皇后往往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而外戚也因此得势，为所欲为。
从前汉到后汉，这样绵延的外戚专权，不能不说和当时的家族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汉代还处于儒教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前的时代，母系家族制度的色彩相当浓厚。汉的皇室原本出身低微，所以对这种母系制度的倾向可能更强，也就导致了贯穿汉王朝的外戚传统。
不过与前汉不同，后汉加入了宦官、儒生这样的新要素，后汉最后一个专权的外戚是灵帝何皇后的哥哥何进，最后和窦武一样被宦官杀了。
外戚的势力后来基本上消失了。
魏的第一代皇帝、曹操的儿子文帝曹丕在即位两年后（黄初三年，即222年）就下诏禁止外戚参政。在吴和蜀，只有吴的外戚全氏掌握过一时的权力。再后来，外戚在政治上基本没什么影响力了，除了个别的，比如说武则天、或者慈禧太后，那她们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和外戚这样的家族势力又不一样。
这样的趋势，可能也和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的普及有着一定的关系。
宦官
从前汉到后汉，除了外戚，宦官也是一个重要的权力因子。
宦官当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作为个人的皇帝因为年幼无能等原因不能行使权力，被钻了空子；另一个条件是皇帝的深居。
皇帝执政的内廷和官僚办公的外廷互相隔绝，皇帝与官僚之间难以沟通，作为传话筒的宦官就有了钻空子的余地。前汉时期，宦官的举动还比较收敛，当时内廷外廷隔绝还不那么严重。
到了后汉，在内廷，皇帝身边就只有宦官。
再加上后汉后期，常常从旁系迎立年幼的皇帝，皇太后临朝执政，但是太后与皇帝没有直接的母子关系，外戚与皇帝之间有摩擦，太后与外廷间的联络也全部由宦官担当，这就给了宦官可乘之机。后汉的外戚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以及何进等人都死于宦官之手。
宦官孙程是宦官得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孙程拥立顺帝有功，阳嘉四年（135）获得特权，可以领取养子，把自己的爵位传给养子。后来这个特权被制度化，适用于其他一些有权势的宦官。本来没有子孙后代的宦官，也能像外戚一样把自己的权力和财产遗传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存在，也就没有曹操，这个宦官之孙的存在了。
不过，宦官势力终于也有它衰败的时候。
最后站在荣华顶点的是《三国演义》里也出现过的“十常侍”。他们在杀了外戚何进之后，最终被世袭官僚的领袖袁绍彻底铲除。
而宦官势力走向没落的同时，皇帝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弱，后汉也由此走向了灭亡。
但宦官势力的衰弱是一时的，在后来的历史上，宦官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国时代，蜀的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乘机操纵政权，最终导致了蜀的灭亡。吴的政权末期也出现了宦官跋扈的现象。
特别是到了唐代后期以及明代后期，宦官的横行登峰造极，甚至凌驾皇权之上，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我们可能也都比较熟悉了。
豪族
和皇权衰弱相并行的，是地方豪族的崛起。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把儒教立为国教，到前汉末期，进入王莽时代以后，儒教开始发挥普遍的影响。
外戚王莽以儒教领袖的身份赢得了知识阶层的支持，最终篡夺了皇帝的位子。可见当时儒教已得到相当的普及，具备儒教素养的知识阶层也已经非常壮大了。
而这个知识阶层的实体就是地方豪族。
前汉时期，一个豪族的势力一般局限在一个县，到了后汉，豪族势力壮大，扩大到县以上的郡。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大豪族在各地出现。
他们通常年轻时游学于太学（官立的学校）接受儒教的熏陶，之后被推荐到地方、中央出任官僚，这些人成了高级官僚之后，又在自己的门下选拔录用大量的门生、故吏，掌握政治权力。
这种豪族与官僚表里一体的存在也正是后汉王朝实质上的支配阶层。光武帝刘秀也是这类群体的一员。
这样的群体不断壮大后，内部开始分化。
一部分人继承权力和财富，发展成世袭的门阀贵族，他们选择与外戚、宦官保持一定的妥协的现实路线。
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被排除出权力中枢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坚持儒教的理想主义，批判政治，逐渐发展成相当于在野党的存在，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清流。
他们中间更有一部分逸民、隐遁者，反对现实政治，形成一股潜在的反体制势力。
这些人对政治持批判态度，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导致了后汉的灭亡。后汉崩溃的开端是袁绍铲除实权宦官，而袁绍正是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僚豪族。
后汉之后的魏国，它的中坚力量，实际上也是这些对汉王朝持批判态度的豪族势力。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的子孙又创立了晋王朝。
到了六朝时代，豪族的门阀贵族化倾向更强。进入隋唐以后，儒教知识阶层不断扩大，门阀贵族制不能对应时代变化，开始出现了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官僚的士大夫。这个士大夫阶层的实体，实际上也还是地方地主势力。
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为止，都一直是在皇帝体制下担当着实质上的统治阶层。我这里多插一句啊，关于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杨联陞，余英时和罗志田几位学者的著作。
这种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的豪族（地主）、儒教知识阶层与官僚的三位一体的存在，最早，就出现在从后汉到三国的这个时期。
总而言之，后汉时代的三大势力，外戚、宦官、清流，到了三国以后剩下了两个：一个是以地主豪族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势力，一个是以皇帝权力为背景的宦官势力。
也就是说，皇帝独裁权力与牵制皇帝权力的儒教官僚之间的对立，后来成为了中国国内政治的主要问题。
东亚
最后的最后，我们稍微再多说一句。
众所周知，中国周边的各民族都是在吸取和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和日本。那朝鲜和日本，是怎么处理牵动中国政治的这三大势力的呢？
首先，宦官在日本不存在。朝鲜虽然效仿中国引进了宦官制度，但在朝鲜历史上，宦官从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中国后汉以后消灭了的外戚，在日本长期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地位。
比如平安时代，天皇的外戚藤原氏操纵政权实行摄关政治；镰仓时代，将军的外戚北条氏任执权（辅佐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左右政治。
在朝鲜，外戚也是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李氏朝鲜王朝末期的十九世纪，外戚安东金专权近六十年，也就是有名的“世道政治”。
外戚在日本和朝鲜地位这么稳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固有的母权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这个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已经传入，但显然影响力是有限的。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有取舍的。
最后，儒教官僚，因为儒教的影响力本身有限，所以在性质上与中国不太一样。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儒教知识阶层没法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
朝鲜从高丽时代引进科举，到了朝鲜王朝时代，举国上下推行儒教化政策，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主要通过科举产生，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很强，在这一点上与六朝以前的门阀贵族很接近。
所以总的来说，日本和朝鲜虽然借鉴、引进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影响停留在表面。就像给固有的文化、习惯套了一件中国制度的外衣，实际上差异巨大。
2022.03.31
精选评论
共 4 条很受启发。我认为现在同样有“宦官势力”，甚至可能更壮大了，因为我们定义宦官其实并不是要以生理结构去定义，更要以精神层面去定义。个人认为宦官首先一定是一个颇有个人能力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再者重要的是宦官有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阴影，无原则，无道德底线和追求，喜欢阴谋论，喜欢揣摩圣意。最大的独特性是喜欢利用政策去博得精神残缺不全的存在感，基本没有历史观，价值观。
BGM是什么？
好像平安时代也有个叫科举的考试，但只是做做样子，内核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宦官的后代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