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城市：无限人生书单第2季
导语
你好，我是梁捷。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阅读来认识城市。我们这两集的主题是历史，将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城市。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因为新冠疫情，很多朋友开始议论一个城市，议论它的城市治理和历史渊源，那个城市就是西安。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十三朝古都西安开始说起。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方向感？你能马上反应出东南西北是哪个方向吗？不同人的回答可能很不一样。我去北方城市出差，发现大家的方向感都特别好，指路都直接跟你说东南西北。在超市里买东西就听旁边的人说话：“姐姐，帮我拿一包巧克力。”“哪一种啊？”“西边那个。” 我在旁边听了就呆住了，因为我一个南方人根本搞不清楚东南西北，更何况是室内，我哪里可能知道西边是哪边啊......
回想起来，我自小生活在上海，身边的马路似乎都是弯弯曲曲的，一段直一段弯，马路之间还有很多东拐西绕的弄堂可以穿行。有的马路走着走着就没了，这叫断头路；更过分的是，有些看似平行的马路还会交叉，北面的马路过一个路口就跑到南面去了。所以在我的生活习惯里，基本不会用东南西北这样的方位进行命名。
这是一个很小的生活习惯，但背后却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甚至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城市基本格局。上海毕竟是一个很晚近才成型的城市，今天人们踩在脚下的大多数马路，在一百多年前多吧都还是河道。弯弯曲曲的马路，正是当年弯弯曲曲的河道的遗迹。很多北方城市则不然，往往规划得整整齐齐，就像棋盘一样，所有道路要么东西、要么南北，绝对不会歪歪斜斜。这些城市往往也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了，北京城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有些城市当年会规划得如此整齐，甚至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规划管用不管用呢？这就涉及今天我们所要读的书。我选择了一本由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前后有很多个版本，近年来有十三卷本的《杨宽著作集》，其中自然也收录了这本经典名作。
简单介绍一下杨宽。他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师从吕思勉、钱基博等先生，积极参与顾颉刚为代表的一场思想运动，成为“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建国以后，杨宽在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单位工作，80年代退休后赴美，2005年在美国去世。他这一生著述丰富，晚年写过一本自传叫做《历史激流》可供参考。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杨宽先生认为，中国的城市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都城和非都城。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些都是都城，而其他城市，比如苏州、广州、成都、长沙，这些城市当然也很重要，但主要就不是都城了。都城是礼制性城市，也是皇帝或高级权贵居住的地方，所以都城和非都城在城市规划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都市制度的变革
考察中国的都城的演变，杨宽就发现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和管理制度发生过两次非常重大的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西汉、东汉之际。
那一次具体是什么变革？我们知道，今天的西安一带，历史上不同时期曾经有三座不同的都城，分别是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咸阳不仅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都城，而且是秦建立统一王朝以后的都城。由于渭水不断南北移动，今天已经看不出咸阳城遗址了。后来西汉建都长安，就是在咸阳故城之南，隔着渭水，重建都城。
咸阳城是怎样的城市结构？今天我们不容易搞清楚，但好在有一个绝佳的参照系，那就是秦始皇陵。虽然我们还没有发掘秦始皇陵，但整个陵墓的布局结构是清楚的。整个陵园的西南部，有个小城，分内外两层，也就是墓葬所在地。小城的东面，是陪葬区。到了陵园的东部，东门这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兵马俑坑。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秦始皇陵的结构与咸阳城是能够对应起来的。
咸阳城的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西城东郭，坐西朝东。君王的工作、生活区域，包括重要的行政机构，都设在城市的西部。而重要的军事防御力量则设在城市的东部。这种西城东郭的结构是西周初期就已形成的政治制度，各国的都城也都遵循这样的制度，咸阳城也不例外。
到了西汉，隔着渭水重新建设汉长安城，但还是延续了西城东郭的建设思想。汉长安城的内城很小，我们熟悉的长乐宫、未央宫等都在城的西南角，而普通老百姓都住在北侧和东北侧的外郭区域。但是经历了新莽之乱以后，我们再看东汉的都城洛阳，就会发现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整个都城的格局由“坐西朝东”变为了“坐北朝南”。
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自从东汉的洛阳城开始这样设计，后来的都城，比如六朝时期的建康（今南京）也延续了这样的模式。最终逐渐形成东西对称、南北朝向、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布局，比如今天的北京城。
这次变革的原因很值得深入研究，这里，我们只介绍杨宽先生在这本书里的解释，礼法角度的解释。
西汉以前的都城坐西朝东，是便于执行维持西周以来宗法制度的礼制，以东向为尊，祭祀时就要到东郊去祭祀。东汉以后都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是为了执行汉朝后皇权的礼制，以南向为尊。为了推崇皇权，皇帝祭天之礼就是每年需要举行的最为重大的典礼，规定都放在国都的南郊举行。这就是使得都城布局变成坐北朝南的一个重要原因。
伟大的唐长安城
说完第一个大变革，我们再来看更有意思的第二个大变革。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又一次更大的变化，简单说，就是由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唐代长安城的基本结构。唐长安城最初是在隋代兴建的。汉长安城经历了西魏、北周这些朝代的使用以后，整个城市破败而狭小，而且水污染严重，已经不太适合居住了。所以隋文帝杨坚决定在原来城市东南方的龙首原新建一座城市，名叫大兴城。这座城市很快就建起来了。唐王朝建立以后，把它改名为长安城。
唐长安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后来的鼎盛时期，大约8世纪初，它的常住人口数量已经超过百万，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可以对比一下，到了16、17世纪，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人口也不过20万。
说到唐长安城，跟咸阳城比起来，我们今天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有非常准确的地图。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唐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历史上那些唐代名人的居住地址、活动空间准确地复原出来。
先来总体了解一下长安城。长安城采用中轴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外郭城的中央偏北，皇城北接宫城，也是长方形，东西和宫城一样宽。皇城的两侧及皇城以南的地区都是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和市。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长安城的街道都非常宽，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到明德门的这条街道叫作朱雀大街，宽度达到了155米。这是什么概念？上海最著名的马路南京路，路面最宽处也就28米。长安城的壮观可以想见。
长安城最大的特色就是坊和市。市从规划结构来看，跟坊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坊。长安城内十一条南北向街道，十四条东西向街道，就把整个城区除了宫城、皇城以外的区域划分成了109个坊，类似于今天的街区、地块（block）。不过民间传说，都喜欢说长安城有108坊，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就采用了这个说法。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去数。
考古探测也确认了这些坊。但我必须指出坊与今天街区存在一个重要差异，那就是各坊四周都有夯筑的坊墙，墙基宽三米左右，可以想见坊墙的厚实。也就是说，这一百多个坊都是被高大坊墙包围起来的，坊内和坊外相互隔离。一般的坊的内部有十字街道，有东、西、南、北四扇坊门。而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小坊，因为面积只有其他坊的一半，所以坊内只有东西向的街道一条，开东西两扇门。
为什么这些坊还会有坊墙？ 因为坊的最初含义是军事障碍（“坊”和“防”是相通的），直到北朝时期，坊才逐渐转换为居民居住的单位。唐初重修长安城的时候，早已经设计好各个坊的功能，唐长安城里普通居民和公务员的工作、生活都被安排得清清楚楚。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唐长安城的管理制度。
长安城的管理制度
唐长安城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三项，第一，宵禁；第二，不得沿街开门；第三，不得造高楼。这几条都是明文规定的，而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像坊墙这些今天我们觉得粗暴的设置，就为这些制度的强制执行提供了保障。
按照唐代的律法，坊门可不是一直开的，早晚都必须按时关闭。长安城这么大，当时又没有钟表，怎么确定一个统一的关门和开门事件呢？唐朝人有办法，就以击鼓为号，宫城的正门承天门最先击鼓，再由骑着马的兵卒在街道上一边跑一边大声传呼，各个坊的看门人听到声音后，陆续关闭坊门。《新唐书》中有记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到了早上，五更二点，又是从宫城这里开始打鼓自内发，各个坊逐渐开门，一直到天亮为止。
那么如果晚上没有及时回到自己的坊里，会有什么后果？坊门关闭以后，理论上说，街道上就不会再有行人了。晚上会有兵卒在关门以后在街道上巡逻，如果发现行人，那就叫“犯夜”，按照律令要鞭笞二十下。那么如果有疾病，类似我们今天的急诊，或者有婚丧等重要事宜怎么办？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申请，取得坊一级或者更高一级的文牒，才可以晚上在街道上行走。
除了居住，人们总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需求，那就是购物。唐长安城对于这种购物需求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那就是购物，包括吃饭，包括做买卖，必须要在指定空间进行，那就是“市”。
长安有两个市，一个在东边，叫东市；一个在西边，叫西市，东市和西市都占了两个坊的空间。东市靠近大明宫、兴庆宫，达官显贵也来得比较多，所以里面的东西相对比较高档。而西市平民百姓来得比较多，而且西市更国际化，很多外国客商也汇聚于此。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市的管理也与坊类似，市也是有市墙的，跟坊一样也都是封闭空间。由于市是交易场所，进出人口众多，管理起来就更加严格。市的开放时间比坊还要短。根据记载：“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也就是市在中午在开放，快到傍晚的时候就结束了，毕竟还要给老百姓留一点回家的时间，不能按时回家是犯法的。所以老百姓能在市内进行交易的时间仅仅局限在下午很短的一段时间里。
而且市内交易的位置也有严格规定。你不能随便设摊，先要搞清楚自己属于哪一行。不同行业的人必须按照“行”的分布来设置摊位，同行归在一处。唐长安东西两市总共有一百二十行，当时还没有今天的三百六十行，每一行有“行头”或者“行首”，也叫“肆长”。行头的工作很重要，要规定度量衡，还做一些协调交易矛盾的事务，甚至还有制定价格的权力，所以在市内影响很大。
理解了长安城对于“坊”和“市”的管理后，我们就有另一个问题。坊墙和坊门使得老百姓进出很不方便，那么我们能不能偷偷在坊墙上开一扇小门？尤其是房子挨着坊墙的居民，能否这样做呢？唐律的制定者早就想到这一点，有一条重要规定，严禁沿街开门。当时法律规定，除非三品以上的高官，其他人都不得在坊墙上打洞，也就是不得沿街开门，而必须向坊的内部开门，出入都由坊门出入。很多高官也是从普通老百姓升上来的，所以当官了也还是习惯从坊门出入。不许沿街开门，这一条规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唐长安城不仅对开门有限制，对房屋的高度也有限制。律令里有一条叫做“不许起楼”。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木制结构，好像不以高楼大厦出名。其实“起楼”的技术要求不算高，中国古人也是会造楼的。汉代的市里就曾已经出现高达五层的“旗亭”，当时主要目的是眺望还有防御。但是古代统治者一直对高楼心存戒备，唐和唐以前，民间造楼一直受到严格管制。
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80年，皇帝下了一条命令，听说现在坊市邸店纷纷造楼房，这都是违章建筑，必须拆除。当时的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叫严郢就建议，新建的楼房就拆了，而坊市邸店里还有很多建了很多年的旧楼，恳请皇帝高抬贵手，就别拆了吧。皇帝最后也同意了。这就说明在大历年间，坊市邸店起楼已经是普遍现象，屡禁不止。
唐宋制度大转型
唐长安城的规划堪称完美，但它是反人性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城里的人，有人习惯白天工作，有人习惯晚上工作，一天24小时都有买东西吃的需求。如果到了晚上，坊门和市门都关了，酒店也不允许经营，那么生活会是多么得不便和压抑啊。
所以到了唐晚期，坊的制度就已经有所动摇。既然坊门要关，那么我在坊的内部经营一个小卖部、馄饨摊行不行？规定不允许沿街开门，我偷偷做手脚，让一块坊墙坍塌、故意不修好行不行？总之，在唐代晚期，这些陈旧的管理制度都已经很难严格地执行下去。
又过了一些年，唐王朝结束了，长安城也随之毁灭。朱温把整个长安城给拆毁了，还把宫室拆下来的木材扔在水里，顺流而下。这样一来，要重建长安城都变得不太可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向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
北宋都城东京的规划思想与唐长安城有着本质区别。东京原本是个小城市，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对东京城的状况不太满意。他觉得东京的地方太小，随着交通的发展，工商业日益繁荣，居民的生活区域过于拥挤。而且东京一开始的规划就不好，地势较低，到了夏天有“暑湿之苦”，而人口密度太高又容易引发火灾，所以有“烟火之忧”。
柴荣就下令重新修建东京。但是他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计划，更没有规划方方正正的坊市，只是根据功能需要，大致划定宫城，军营，街巷，仓库等区域，剩余的空间可以由老百姓自由营造。既然初始时不那么严格，后来的演变就更不可能严格了。北宋建立以后，就在后周的基础上扩建东京。
总体来看，东京沿袭了唐代分层建筑宫殿的思想，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把唐长安城“坐北朝南”格局，转变为“中心－外围”格局。东京整个城市分为三重，从内向外分别是宫城－里城－外城。长安城的皇城是在整个城市的偏北部，而东京城的皇朝在整个城市的正中。这种格局一方面突出了皇宫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似乎也在表明，皇权已经很难全面干预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了。
整个东京城有东，南，西，北四条御道，这种格局突出了宫城的中心位置。这四条御街就是东京的主干道，由宫城出发通向外城的四面城门，非常繁华。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街道两侧已经开始有住户了。我们已经知道，在唐长安，街道两侧是不可能有住户的，连开门都不行。而东京的街道两侧有大量住户，这就说明延续多年的里坊制度已经趋于崩溃。既然这种现象无法避免，政府只能转向城市管理，规定街道两边住户最多只能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的面积，不能随便盖房子来侵占街道，只能用来种树、掘井和修建凉棚。
坊制崩溃以后，与之伴随的市制也崩溃了。唐长安城的交易活动，理论上只能在封闭的东西两市内进行。但是到了后周和北宋时期，各地往来东京的商人数量极大增加，皇帝最终批准，就在汴河沿岸修建接待客商的邸店，甚至修建亭台楼阁。
东京城内河道较多，号称“四水贯都”，水运一直是东京极为重要的交通方式。放开河岸的建造管制以后，汴河两岸很快就成为繁盛街市所在地。那些亭台楼阁也成为了东京的标志性建筑。现在城内御街横跨汴河的重要桥梁之一的州桥遗址已经被发掘出来，桥面宽度达到30米，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在想象长安城的时候，我们要想象朱雀大街的宽度。但在想象东京城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州桥的宽度了。
水路运输发展起来以后，沿着水路的贸易也就自然而然地兴起。以前城市内最繁华的地区要属东西两市，而现在就变成了包含新兴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以及其他日用品商店的街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东京东水门一带的街市。从采用坊市制的封闭城市，转向拥抱自由市场经济的开放城市的趋势再不可逆转，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回到《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我觉得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从制度的角度探讨几座古代都城规划的深层逻辑。每个城市由于气候、自然等原因，一定是不完全一样的，但对于城市的设计和规划都有内在的逻辑。杨宽老师把这些逻辑提炼归纳出来，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洞见。近年，史学界经常讨论一个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概念，叫做“唐宋转型”。唐宋之际，国家的很多制度如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等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而在这当中，城市管理由封闭转向开放，也是一项关键性的制度变革。
结语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由西城东郭转向坐北朝南，第二次是由封闭型城市转向开放性城市。这样一来，我们再去看代表大唐盛世的长安城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感谢收听，我是梁捷，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022.02.17
精选评论
共 37 条恭喜梁老师上新节目，期待您的书单！
梁捷 （主讲人） ：感谢姜老师。您也是看理想的劳模啊。
不为了抹黑，不为了散步仇恨。深感“城市”或者我们现在的“城市”，没有让生活更美好。 在城市居住了十几年，深感城市这个生态系统用生活需要-房子，来鞭动人们长期工作。讲到“鞭”，感受肯定是不舒适的。 它让人拼命赚钱，再花大价格消费满足口腹，以及本不必要的需要，诸如华服、美容、奢侈品。口腹部分很好解释，房价最终都会加到饭菜的价格里，一顿美味美色的饭菜，可能只有一半在厨师费和材料费，剩下一半都是房价。 城市里的作息和噪音。小区式，群居楼，稍有人装修，那白天不得安宁，稍有夜猫子，晚上也有可能夜晚无眠。白天黑夜的车马声，关不掉的声音。这些是声音噪音。 还有光污染，无处不在的路灯，无处不在的大楼的灯光，和玻璃墙，使得白天炸眼，晚上没有月亮星辰。 空气污染不必说。免不了。 还有无穷无尽的人，带来的过度社交。以及，无法社交，甚至惧怕人群的人，给他们带来的压迫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远离自然。需要亲近自然，就是要远距离出城。和自然动物也少有接触的机会。见得最多就是宠物猫狗鱼蜘蛛类。当然，城市里的宠物们，尤其是狗狗们，也远离自然，在家只能盼主人的宠爱。 语言有点乱序，哎呀，表达能力比较弱。见谅。
梁捷 （主讲人） ：说得非常好👍您提到的很多问题，我都想在接下去的节目里进行探讨。
Cyan 回复 王仲山 ：怎么可能，和乡村一样，有人地方就有故事吧
梁捷老师别来无恙？夏夏别来无恙？“别怕，这就是经济学”开讲的时候，疫情才开始不久，现在新的节目又开始了，时光如梭呀！因疫情而近三年没有回国的我，很想念家乡的城市呢！
这玩意儿好，关起来做核酸，网格化管理
想起好多年前看《红拂夜奔》，开篇的描写印象深刻。原来唐长安城真是这样的恢弘静穆。不知道砌坊城的材料是不是真如小说所描述。
云游四海貔貅貅 ：同想到了《红拂夜奔》，脑袋里交错了一阵！
没有方向感！非常没有！
提到坐北朝南，想到的就是学校都希望自己的主门是南门，南门的装修相比其他的门要豪华很多，学校主页都是南门的照片
好久不见！
汉长安城应该是坐南朝北吧。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坐北朝南是在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建洛阳城时为了方便贸易交通建成了坐北朝南。后来随建长安城就沿用了建洛阳的方法。所以才坐北朝南的。
分不分东南西北和南北方没太大关系，和地形地貌有关，上海不分主要是因为水系，但同属太湖平原，我们这就分得很明确，城市道路也是东西南北走向，室内也会用东南西北，跟所谓的“北方”一样。
我来啦
学到了好多东西啊。知道了长安有那么宽的街道，109坊，3米厚的坊墙，极其规律的开门关门时间，以及“行”一字的由来。“银行”应该就是银元钱币的一行吧。终于知道了“行业”的“行”与单位的那个“行”原来是有那么一个关系。 看这个节目前觉得不就是城市嘛，出生到现在除了旅游一直都在城市里生活，没啥需要了解的，了解了又有什么用。现在才惊觉自己太肤浅了。光是这些长安城的知识就让我太感兴趣了。期待接下来的节目。
古代的城，其功能是为了皇帝和朝廷的统治和管理方便，可以做到“一声令下”…现代的城市呢？究竟是市民的生活？
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狂喜，继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后再听梁老师的声音好亲切。
好激动 我的家乡 西安 欢迎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