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在前面跟大家讲到了韦伯他分析现代官僚的倾向，其中第一项重要的倾向，那就是使得社会上面原来是靠着血缘、血统所产生的身份地位，大家会趋于平等。

接下来韦伯又分析了，比如说在现代官僚的影响底下，会使得专业的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更进一步的，在这样的一种必须要强调、证明能力的竞争的情况底下，其他的社会身份地位拉平了，于是这个时候官僚本身变成了一种地位。大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会以官僚的身份作为其中重要的选项，因而就必须要进入这种专业技术的证明竞争当中。

所以在那样的情形底下，就使得取得能够进入到官僚体系的资格变得越来越难。

这样的一个分析当然它不是特别针对中国历史，可是却对于我们认知跟了解中国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我们看到在近世史，也就是宋朝以下的中国的历史，这个时候官僚体系主要都靠科举考试才能够取得资格，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考科举，科举也就变得越来越难考取。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韦伯所说的这个效果也就产生了，就是这个准备的过程越拖越长，所以到了明代，到了清代，就有很多的老童生、老秀才。

童生是取得竞选的资格，但是取得了竞选的资格，光是要再往上成为秀才都要花很久的时间，而且绝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上面耗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考到了秀才也没那么容易，秀才还距离举人，举人才是真正官僚任用系统，要从秀才到取得第一阶的资格，往往耗很多的时间。

所以老童生满街跑，老秀才也不乏多见。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社会的人才运用就会受到限制，而产生了官僚体系的培养时间越拉越长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又何尝不是历历在目呢？比如说原来高中生高中毕业，这已经在社会上面被视为是资格了，现在还有谁会认为高中生高中毕业，就取得了可以到社会上工作，更不要这样说进入到公务体系里面去工作的资格呢？高中生什么都不是，你不过就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半途而已，你至少必须要取得大学毕业的资格。

现在大学毕业也不够了，一定还要去考研究生。念了研究生，拿了一个硕士，最好你还是想办法再钻一下，看看能不能进入到博士班，当博士生，看看能不能取得博士学位。这不就是今天这么流行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称之为叫做“内卷”它的来源吗？

大家要求的学历越来越高，那学历那么高，事实上你回头又看，这么高的学历去做的事情，跟以前高中生或者是大学毕业生所做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两样。这就是在这种现代官僚体系的情况底下，不仅止于官僚体系当中，而是整个社会聚焦、强调专业的重要性。

然后工具理性高度的发达，工具理性讲究程序，讲究资格，他只看你有没有通过固定的程序。因而为了让你的资格看起来比别人更有竞争力，你就必须耗更多的时间在这个程序上面去完成程序。

工具理性为什么称之为叫做工具？因为它对于价值理性的判断是暂时搁置在一边，管这样的资格，实际上管的是形式，管的是程序，并不是真的去测验这个人到底在实质的工作上，有多少的能力，有多少的专业，他的专业能够应付、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多少的问题。

所以工具理性弥漫了这样的一种官僚体系的资格养成程序，以至于实质的理性——也就是去看一个人到底他有多少的能力，他的能力跟他在工作上面具体必须要处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做明确的个别的比对。这样的一种实质理性，在工具理性过度发达的环境里面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这是韦伯告诉我们，现在官僚体系发达，在社会上面带来的第二项巨大的影响。

第三项巨大的影响，那就是人在官僚体系里面失去了人味。这是我们前面为大家介绍官僚很重要的态度：对事不对人。既然对事不对人，慢慢地眼中也就没有人了。

这是从官僚体系内部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今天在讲一个人，这个人很官僚，或者说我们在讲一件事，说这件事情被官僚态度给阻止了，所有这些官僚的负面印象都来自于人不受到重视。这里面只认公文，而且在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到底谁在这个程序里面，对于官僚的程序来说，是没有意义，是没有差别的。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最怕去公家机关办事情。为什么怕呢？因为到国家机关，好像所有的人都摆一个扑克脸，你会觉得那个气氛非常的凝重，更重要的是好像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非常大的距离，陌生、冷淡，乃至于带有敌意。我在小的时候还自己发明过这个动词，那就叫做被“晚娘”。

当然以前我们都认为说晚娘是最凶的，晚娘的脸色最难看。我就觉得每次到任何官僚的机构里面去办事情，柜台后面的都是晚娘。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经验，甚至还不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光是想到我必须要去区公所了，去监理所了，任何叫做什么所或者是什么公所的地方，要去办事情，我那一整天心情都非常坏，脑袋里面就一直在自我训练，要让自己不要担心，不要怕，就去吧！被晚娘了又怎么样呢？

但必须说，尽管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精神准备，整个过程还是极度的不愉快。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公务员，平常他也都是人，跟别人也都有人味的那一面，等到他在他的职务上，坐上了他的柜台，他就变成那副脸孔呢？

这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官僚体系所带来的一种集体作用，那样的一种集体作用，要求他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既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的眼中，这些人都没有差别，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差别。

而你要对待所有的无差别，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自己变成机器，你跟对面的人只在这个职务跟事情上面发生非常有限的关系，你只回答固定的问题，你也只问固定的问题。另外，你只接受某一些，尤其是通常经过了表格，经过了公文，经过了固定的程序、固定的文件范限下来所产生的这些信息跟资料。这是最有限，但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所以更进一步的，这又不只是官僚体系内部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风格，在现代官僚发达的，尤其是需要更多行政流程来管理的社会里面。政府管得很多，政府设了很多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更进一步地影响了，社会上面大家认定应该怎么样做事的程序。所以即使是在民间的服务业当中，这样的一种官僚体系当中对事不对人的习惯也就会蔓延出去，以至于服务业里面就算要求你应该要笑脸迎人，你不能够摆一张扑克脸，你不能用晚娘态度来对待顾客。然而那样的一种笑脸也都是对所有的顾客一视同仁，这中间没有人的差异性。

所以在这里又牵涉到韦伯当时在德国跟美国这两者之间，他所意识到的其中的差异。

这里面关键的差异也就是一个官僚体系，一个政府，它到底要扩张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扩张，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扩张。所谓质的扩张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有多少的活动、多少的行为是跟政府的管辖有关系的。如果要形成这样的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运作，政府必须有很多的介入，这也就意味着官僚体系的触角会深入到人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面向。

在这种状况底下，随着官僚体系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不断地在和官僚体系打交道的情况底下，整个社会都会变得官僚化。但是相对应的，如果是在一个小政府的概念底下，这个小政府因为没有管那么多，因而民间必须要自主地发展出许多其他互动以及管理的机制。

这样的社会像是美国，虽然它也有经济上面更强大的理性的作用，但是这种工具理性的作用，它会反映在面对利益，关于利益的算计。就像我们之前所提过的，芝加哥的电车公司纯粹从利益上面去计算，他们宁可不改进系统，因为改进系统所需要的花费，比每一年因为系统出问题而必须要进行的赔偿，要付出去的钱，要来得大得更多。

不过这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所发展的工具理性到达最高层级的表现，然而在生活上却因为政府官僚没有那么庞大，所以就保留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人味或者是人的实质性。因为在民间的互动当中没有那么严格的程序，很多时候靠当下当场究竟谁在和谁说话，用什么态度说话，来决定这事物会用什么样方式，来决定这事情会朝哪一个方向（好的方向、坏的方向，成功或者是失败），用这种方法来决定的。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官僚所产生的这种非人化，让人去除了多样自主性的效果就会没有那么样的高。所以德国是相对完整非人化的一个官僚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当中，你要讲求人情味，你希望能够得到人情味，也就是别人把你当特定的人来处理是相对困难的。

但是在美国，虽然经济的利益主导了工具理性，可是工具理性涵盖得没有那么全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它的官僚化的程度在质的程度上面并没有那么样的深，因而就产生了不一样的社会。

接下来韦伯又提到了官僚系统发达会产生的第四项社会效应，那就是反业余。

反业余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讲究专业，越专业越好。可是我们又不能忘了，在官僚体系里面，认专业的方式并不是叫你去示范，一次后空翻你一共可以翻多少个跟斗。如果所需要的专业本事就是连续后空翻，那不是叫你当场翻给大家看，而是请你出示你会后空翻的证明文件。

所以这一切又划归回来，那是认资格，而最能够保障资格的就是单位，因此最好你就是有一个单位。如果你隶属于马戏班，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就能够相信你应该是可以连续后空翻的。

这个例子其实真的不夸张，一直到今天，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社会它就是会用这种方法，认单位而不认人，或者说认人之前先认单位。即使我在这里跟大家做这样知识性质的音频节目，我也常常遇到有人会直接就说，你是哪个大学里面教书的人呢？你有什么样的学位？你是属于哪个系所？你是哪一个专业的呢？这非常明白的就是要我交出证明文件来。

证明文件最好就是，如果你是北大历史系的，你来讲历史就有道理。如果你要讲的是哲学，这个时候北大历史系也不可以，你最好是复旦哲学系的。如果你是哲学系，但是你要讲自然哲学，这个时候最好你再去取得由另外一个科学的单位可以给你这样的一种授权，让你有这样的权威。

在你没有单位之前，他是不会去考虑要听你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所以单位所给予的权威，这样的一种专业性的保障，比真正的知识跟学问要来得更重要。我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的总序，我曾经提过钱穆先生的故事。当年他没有学历，他在小学里面当教员，但是他写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这样一本了不起的历史大著作，被顾颉刚看到了。

虽然顾颉刚明明就知道《先秦诸子系年》对于他的《古史辨》，是抱持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的态度，然而他就是佩服钱穆。接下来他就帮助钱穆，让钱穆从一个小学的老师到后来，本来推荐他到广州中山大学去教书，钱穆没有去。顾颉刚接着又推荐他到燕京大学的期刊写稿，钱穆又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更进一步地挑战顾颉刚背后的今文经学一路下来的这种“疑古辨伪”——认为许多古文经是由刘歆伪造的这样一种说法。

顾颉刚甚至更进一步地就引荐钱穆到北大教书。而不管是燕京或者是北大，他们也都接受，也都承认钱穆的学术地位。钱穆没有单位，钱穆没有文件，钱穆靠的是什么？当然靠的是他的知识学问。但更重要的是，靠的是那什么样的一个时期，什么样的现象？那是中国的大学在理性官僚化之前的一个环境，因为还没有这样彻底理性官僚化，所以一个没有单位、没有文件的人，才能够光是靠着他的知识跟他的学问被认可，被承认。

这样的历史的例证就让我们可以更清楚，韦伯所说的这样一种高度官僚化，因为政府的体制一直不断地庞大，连带着这种官僚的习惯、官僚的习气，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的风气里面，它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就有更真切的体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