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乌托邦：俄国文学100讲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文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多次提到俄国文学中的书刊审查制度问题，在之后的节目中可能还会谈及，因此我们今天就加一个番外，专门谈一下这个问题。
所谓“书刊审查制度”，俄语叫“цензура”，英文叫“censorship”，就是指一种对图书报刊进行审查的制度。需要指出，这样一种制度并非俄国的“特产”，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都有体现，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纳粹德国的艺术“净化”行为。也许，人类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表达自由，禁止言论和禁毁文字的行为古今中外均不鲜见。
此类行为的出发点大致有四个：一是维护政权的稳定，二是维护宗教的纯正，三是维护伦理的纯洁，四是保密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其打击对象亦不外四种，即挑战政治权威的煽动言论，质疑正统神学的异端邪说，有伤社会风化的暴力和情色图文，以及各种泄密行为。换句话说，一类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类是对现实利益的维护。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诞生，也不外乎是出于这两种目的。
在俄国，书刊审查的历史要早于文学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和俄国源远流长的独裁统治传统、持续甚久的农奴制度一样，都是声名狼藉、遭人诟病的俄国弊端。纳博科夫的小说《天赋》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俄国，书刊审查的历史要早于文学”，这句话不无历史根据。俄国文学的历史通常自公元 12 世纪末的《伊戈尔远征记》算起，可在此前一百年，俄国便出现了第一份禁书目录——1073 年的手抄书《斯维亚托斯拉夫抄本》，便已列出“有益的”好书 40 本、“荒谬的”坏书 24 本，并称阅读后一类书为“大罪”。
当然，俄国真正的书刊审查制，还是出现在出版业大规模兴起之后。在叶卡捷琳娜时期的 1783 年，颁布了一项《自由印刷所法令》（这里的“自由”一词，在当时的意思就是“私有”），规定所有书稿必须提前送交相关机构审批，在俄国延续达 200 年之久的书刊审查制度从此确立。
这项制度建立后的首次祭旗之举，就是 1790 年对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查禁。拉季舍夫在这篇旅行记中记录了他沿途所见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讽刺地主和贵族的不劳而获，抨击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审看后大发雷霆，称拉季舍夫是一个比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还要坏的暴徒，结果，拉季舍夫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 10 年，成为最早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作家。
1825 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登上王位的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最为多疑、最为专橫的君主之一，他在位的 30 年（1825~1855），是俄国历史上思想控制最为严格的时期。他授意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修订的《书刊审查法案》，因其严酷后来被史家称为“铸铁法案”，其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严格限制即将或业已面世的出版物，而且还试图介入并控制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学进程自身，负责审查文稿的甚至是沙皇的秘密警察机构，也就是卞肯多夫的“第三厅”，甚至是沙皇本人。
尼古拉曾经直接对普希金说：“我要做你的审查官。”19 世纪 30 年代，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引起轩然大波，作者被沙皇宣布为“疯子”，发表《哲学书简》的《望远镜》杂志被查封。1848 年欧洲大革命之后，尼古拉对外充当欧洲宪兵，对内实行变本加厉的舆论高压政策，由此开始了史称的“阴暗的七年”（1848~1854），一切政治言论甚至一切言论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审查。
早在 1694 年，严格意义上的书刊审查制就在英国率先废止，在 1848 年的欧洲大革命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废除了这项制度，而此时的俄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强审查，除公开的审查机构外还设立很多相互监视的秘密机构。熟悉 19 世纪俄国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几乎每一位俄国大作家都曾与俄国的书刊审查制度发生过冲突，或受到它的迫害。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曾经实施空前宽松的出版政策，各种形式的书刊审查完全终止，但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苏联时期，却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时松时紧的书刊审查制度。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布尔什维克政权就颁布了《出版法令》，宣布“各种倾向的反革命出版物”全都非法，实际上查禁了一切报刊和出版社。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伴随着政治和社会上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运动，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空前严厉和残酷，成千上万的创作知识分子因其作品获罪，焚书坑儒的中国历史景象在 20 世纪的苏联重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短暂的“解冻时期”之后，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在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苏联又相继发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事件”（1958）、“布罗茨基案件”（1964）、“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案件”（1966）、“索尔仁尼琴获诺奖事件”（1970）、“《大都会》辑刊事件”（1979）和“萨哈罗夫事件”（1980）等，均是苏联政府文化高压甚至镇压行为的集中体现，极大地毁损了苏维埃国家的文化形象。不过，这反过来也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捍卫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埋下了伏笔。
到了苏联解体前夕的 1990 年 6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出版和其他信息媒介法》，正式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书刊审查，允许私人开办出版社、印刷厂、报刊和各种信息媒体，在俄国延续达 200 年之久的书刊审查制度才终于寿终正寝。
书刊审查制度的衍生品：伊索式语言
俄国的书刊审查制度造就出一种独特的现象，这就是“伊索式语言”。所谓伊索式语言，俄文原文是“эзопов язык”，英文译成“Aesopian language”，就是指一种古希腊寓言作者伊索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一种指桑骂槐的修辞手段，一种影射的艺术，一种隐含的讽刺。
这个说法最早是由俄国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提出。起初他是用这个概念，来指称以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为代表的“六十年代作家”创作中的讽喻手法，以及 1905 年革命后在俄国兴起的讽刺文学所体现出的体裁特征，后来，这个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多，甚至用来指一种用来对付书刊审查制度的整体的文学风格。
从规模上来看，伊索式语言可大可小，大可至整部长篇小说，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扎米亚京的《我们》，作品的整体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伊索式语言也可能小至一个语言单位，一个句子，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小小的标注。
涅克拉索夫曾写下这样一首无题诗：“这一年，精力在衰退。/思想更懒，血液更凉。祖国母亲啊！我到死，/也等不到你的自由！//但我在死去的时候想知道，/你站在正确的道路上，/你的耕者在播种土地，/提前看晴朗的日光；//我想听风从故乡吹来，/一致的声音传到耳旁，/其中再也听不见/人类的血和泪在流淌。”
此诗的结尾标明的写作时间为“1861年”，正是这个年代赋予了全诗伊索式的性质，因为这一年正是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年，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围绕农奴制的存废、围绕废除农奴制的真正意义等展开了激烈争论，涅克拉索夫并不认为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能给整个俄国带来普遍的、真正的自由，于是，这首表面上的自传体抒情诗便成了一首政治讽刺诗，一个年代标注便成为理解全诗意义的一把钥匙。
写作者利用语义和语用等意义上的模棱两可，编织出一套特殊的谜语系统，凭借作者和读者的彼此意会和心照不宣，绕过书刊审查制度和书刊审查官，实现了语言信息的发送和接受。在这一作用过程中，不仅要有伊索式语言的作者，即编码者或出谜语人，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解码者或猜谜人，甚至连具有相应解码和猜谜力的书刊审查官也是必不可少的，三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就这样，这种猜谜游戏不断升级，不断变化，不断复杂化，形成一场饶有兴味的文学智力游戏和文化信息暗战。
伊索式语言在题材和体裁上的体现方式也十分多样，大致有这么几类。
一类是以历史为借鉴，让不同时间单元中相近的人和事形成对比，从而构成某种暗示。在俄国文学作品中，“伊凡雷帝”“凯撒”等概念，似乎总让读者感觉是“暴君”和“独裁”的代名词，而“法国革命”“自由”等，一度是书刊审查官眼中的危险字眼和禁忌。苏联时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在俄苏文学中得到了印证，这一时期的历史题材作品，其中的历史人物均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或隐喻性，或用古代帝王的壮举来比拟当下领袖的崇高，或以历史人物的悲剧来预示现实统治的命运，莫不是借古喻今，这些历史人物的姓氏乃至整部作品因而也就具有了某种伊索式语言的性质。
第二类，是以异域他国为假托，利用偷换地理空间来混淆视听，即所谓以彼处喻此地。第三类是以幻想情节为遮掩，其中包括科学幻想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幻想小说，情节常常被设置在未来，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就可被视为此类作品的代表作。
体制、文学、语言间的对峙和妥协
书刊审查制度作为一种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机制，自然会受到俄国作家的愤怒抨击。
普希金曾在一封信中抱怨，与他同时代的书刊审查官“把整个文学变成了手稿”；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在《警钟》发刊词中，将“让言论摆脱书刊审查制度”，与“让农民摆脱地主”“让被压迫阶层摆脱挨打”并列，作为当时俄国社会必须完成的头等大事。提出伊索式语言的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这一机构极其粗暴地折磨俄国出版物，似乎想把俄国出版物从地球上抹去。”他还不无嘲讽地将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称为除英、普、法、俄、奥匈五大强国和“第六强国”即新闻之外的“第七强国”。在 20 世纪的俄国文学中，书刊审查制度更是劣迹斑斑，制造了许多冤案甚至惨案，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审判和批判运动。阿赫马托娃曾经感慨，书刊审查制度使俄国文学又回到了“前古腾堡时代”，也就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时代。
然而，让人感觉悖论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度，却又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俄国文学始终并存的。我们当然有理由假设，如果没有书刊审查制度，俄国文学会涌现出更多的大家名作，但业已存在的俄国文学也足以证明，持久而严酷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度实际上并未能扼杀俄国文学。对此，布罗茨基不无调侃地说道：“遮掩就是文学之母，而书刊审查制度甚至可以说是文学之父。”
布罗茨基的一位朋友、美国达特默斯学院的教授洛谢夫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书刊审査制度的益处：现当代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从这个题目就不难看出，他所说的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益处，主要就体现为伊索式语言的生成和广泛运用。他在书中写道：“意识形态审查的存在，是文学中伊索式语言兴起的显在前提。”书刊审查制度将文学文本视为非文学的文本，书刊审查官们的这一功利主义美学，反倒迫使俄国作家转而采一种更巧妙、更隐晦，或许也更深刻的文字表达方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语言本身，久而久之，便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某种清晰的文学风格乃至独特的美学价值。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这三者间构成了某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书刊审查制度迫使俄国文学选择伊索式语言作为一种突破方式，而伊索式语言又因此逐渐成为俄国文学的一种识别符号；俄国文学在书刊审查制度的桎梏下饱受折磨，却也收之桑榆式地获得了包括伊索式语言在内的某些益处；伊索式语言是俄国文学作用于俄国现实的强大武器之一，但在俄国书刊审查制消失之后，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丧失其作用和影响。俄国书刊审查制度和俄国文学像两条不时相交的平行线，伊索式语言在其中穿针引线，三者共同织就了俄国文学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而它们又构成一个文化三角形，象征着体制、文学和语言这三者间的对峙和妥协，角力和转换。
好了，关于俄国文学中的书刊审查制度及其“衍生品”伊索式语言，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感谢收听！
2021.12.17
精选评论
共 17 条这一年，精力在衰退。/思想更懒，血液更凉。祖国母亲啊！我到死，/也等不到你的自由！//但我在死去的时候想知道，/你站在正确的道路上，/你的耕者在播种土地，/提前看晴朗的日光；//我想听风从故乡吹来，/一致的声音传到耳旁，/其中再也听不见/人类的血和泪在流淌。”
ytqbsc ：部落司机总结精辟
苏维埃审查结束于1990年代，不是1890年代。这里有口误，提醒一下。
看理想 （编辑） ：收到，感谢捉虫
最极端的例子已经被现在的中国超越了
吴三生 ：更高更快更强！
听刘老师的课，真是涨知识，虽然看过不少老师提到的作家的作品，相对感受还相当肤浅。现在要在老师的引领下多读一些好书了😀
我开始糊了。之前介绍的作品哪些是用伊索式语言的？
和审查制度斗智斗勇是作家永久的宿命了。
我们的作家也用伊索式语言创作吗
The death of Aase
伊索式语言让人又爱又恨
👍
早安！
Ys.Booker ：早
俄罗斯是个独特的民族，审查越严苛，闪耀人性光辉的作家和作品越是熠熠生辉。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