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严飞，欢迎收听《身边的陌生人：社会学家的10次追问》。

加拿大城市研究学者乔尼（Harold Chorney）在《梦想之城》（City of Dreams）这本书里曾这样描绘城市：

但对于那些在城市中无根漂泊的外来务工者来说，城市，却只是一幅由彼此接触却无法渗透的小世界组成的马赛克画。

外来务工者，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个词所指代的群体是有共识的，他们也被称为外来农民工、外来打工人口、流动人口，是从农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业劳动，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在城市里，他们大多从事快递员、外卖骑手、地铁安检员、保安、中介、家政阿姨、维修师傅等工作，而我们这档节目记录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为什么我会在节目的名字里，称他们是“身边的陌生人”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因为太习惯和他们进行简单的接触，只把他们当作有交集的偶然相遇的人，而不会像对待家人、朋友那样亲近地花时间了解他们。无论见多少次，仍然是陌生人。可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故事——

而从城市的角度出发，他们维持着城市的运转，却又被城市遗忘着。他们是城市发展建设中最不起眼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然而却因为没有相关政策的扶持，同时缺乏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只能从事初级劳动力的工作，生活在城市的郊区、地铁的尽头，租着一间只有几百元租金的民房，长期处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是城市不在意的“陌生人”。

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或者我们根本没有正眼注意到的，就是那些都市里的陌生人边缘的“生存”状态，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存在是一种静态，生存却是一个过程，被身后复杂的城市发展逻辑所深深缠绕。

他们过得如何？他们有哪些诉求？他们如何在城市实现精神生活？

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我有义务将视角下沉，去关注城市里的社会边缘群体，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心路历程。在这档节目里，我从我过去2年田野调查的厚厚笔记里选择了一共7个小故事，从家政阿姨到装修师傅，从菜市场的菜贩到小区的保安，从房屋租赁的中介到劳动力市场的中介。之所以选择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都是在我的身边“真实的附近”中出现的普通外来劳动者，在过去的几年里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集，保持着长期的来往和互动。

什么是“真实的附近”？人类学家项飙曾经指出，越是现代化的社会里，越是丢失了附近的生活。一方面，人们只关心家里和世界发生的事，对“附近”不关心或者无感，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和尊重；另一方面，我们周围的“附近”正在慢慢消失，不仅是社区里的店铺、景观招牌、街道风貌突然改变了模式，连带消失的，是“附近”中那些既不那么陌生、又不那么紧密的社会纽带，也就是组成社会的日常网络连结。

以“附近”作为研究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关注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多么急促剧烈或者缓慢渐进，去看到身边的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和身份转化。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与社会学同游》(Invitation to Sociology)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可能有很多，但他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始终是在人的世界——世人的制度、历史和热情。既然他对人感兴趣，人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可能是完全枯燥乏味的东西。凡是激发人终极信仰的事件，举凡使人悲伤、辉煌、极乐的时刻，他都自然而然地感兴趣。”换句话说，“附近”中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或者是所谓的“平民化的焦点”，实际上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诚然，每一个人的“附近”都不尽相同，我的“附近”和你的“附近”，不一定是同一个“附近”，也不一定有着相同的广度和深度。但在“附近”这个场里，我们或多或少地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发生互动，产生交集，建立起纽带的连结。特别是对于外来务工者这一群体，他们并非不积极地尝试融入到新的城市文化之中，只是大部分时候，是本地的居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割断了这一融入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这一群体成为了处于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里的陌生人。

在互动中，陌生的人的形象慢慢变得饱满，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度和信任度也逐渐叠加累积。譬如，在每周固定一次的上门保洁中，保洁阿姨一开始还很矜持，只是低着头打扫卫生。一来二去熟悉了以后，她会和我们聊她的丈夫、她的女儿，我们会问她如何接单，如何吃饭，如何解决上洗手间的问题；定期给我们送快递的小哥，家里的小朋友会喊一声叔叔，小哥会很腼腆地打招呼，时不时分享一小段他送快递路上的遭遇和快递行业里的江湖故事。

经过层累的交集，我们能够更加自然地进入到被访者的生命世界，被访者也愿意更主动地倾诉和表达。尽管在田野里，所有的被访者都知道我作为研究者的身份，也清楚我的研究目的，但由于过往共有的生活交集，他们在我访谈的诉求面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迟疑，而是很自然地打开话匣子，开始一段又一段的分享。

在我们社会学的研究中，标准化的质性研究，被访者常常都不是以具象的“人”出现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编码过的“某某、××、ABC123”；他们也没有自己的面孔，性格和思考。这种抹去被访者主体性的表达，看重的是“某某”的共性，而不是个性，是把被访者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中符号化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他个人。

在我看来，共情、阐释的田野研究才能让读者看到立体的“他者”生活，而不是用研究者天然的权威来定义某一个群体。在这次的节目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人，抓住宏大叙事所忽略的被访者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怎么说话，身上有什么气息，跟他们的过往有什么关系，同时还有书面语言无法还原的口音中所包含的情感和质感。他们不再是论文里空洞化、脸谱化的符号和代码，也不是一次访谈后就成为了社交软件上再也不会说话的头像。当然，在呈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也依循研究惯例对每一位人物进行了化名处理，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但这不仅仅是一档记录真实故事的节目，在每一集里，我都会针对被访者的经历所反映出的社会学课题展开分析。

比如，在二代门窗工人的孩子军军身上，我们会去分析，为什么外来务工者的孩子甘愿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那种薪酬少、社会地位低的体力工作？如今的外来务工者和以往印象中的有了哪些变化？在保安阿微的故事里，我们将会看到农民工群体开始成为自身的书写者，以往“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已经走向了“底层如何表达”的问题。

而贯穿整档节目的是，我们会去看是怎样的社会结构性动力，推动着他们主动亦或者被动的选择？我们更会去思考，如何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情境，帮助这些流动外来务工者，在快速变动的社会脉动之下，寻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些怀揣梦想和希望、背负辛酸和苦痛的外来务工者，“务工”两个字本身，已经诠释了他们从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并且决定了他们的劳动身份：他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拥有高度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传统农活的“农民阶级”。“务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保护，它只是临时性的工作，是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无法享受到诸如住房补贴、医保、教育等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

绝大部分外来务工者在离开家乡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他们将会在庞杂的城市生态体系里寻找一个容得下自己的缝隙，每天长时间工作，居住在窄小逼仄的出租房里，梦想着赚到更多的钱。他们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知道将要出卖自己的劳动；他们知道将会遭受人生从来没有遇过的委屈。他们几乎什么都知道。

然而，他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欲望和梦想又是如此强烈。除了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吸引之外，他们这种强烈的打工欲望至少来自两种诱惑，就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在工作赚钱与家庭之间的挣扎，另一面是城乡之间的巨大不平等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当我们将这些外来务工者的人生轨迹放置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之中，以更加广阔的宏观视角去俯视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描画出一条城乡差别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曲线，而曲线上的每一个拐点，都见证了无数打工者逃离贫瘠的家乡农村，跑到城市改变生存状态的城乡流动。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凝聚力，没有规则的社会之中。”而要聚集社会的凝聚力，就需要我们看到社会之中每一个具象的人，共同增进社会的道德共识，在社会的集体之中重新去恢复自然性、默契性、和睦性及道德性的情感和文化连结，看到我们的附近每一个身边的陌生人。

如果你也关心外来务工者，那么，下一集，我想请你认识一位二代门窗工人的孩子，军军。我们下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