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英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哲学家的10种生活提案》这个话题。

上一回我们已经讨论了休谟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遵从习俗。在讨论上一回内容的时候，我们已经透露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道德行为的一个根本来源是从历史传承而来的各种习俗。

那么习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呢？与这些习俗有关的那些伟大历史人物的事迹，是不是经得起专家的考据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大可利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质疑。但是质疑归质疑，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按照习俗来办事去。这就好比说，就算你能够考证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假的，但这也不妨碍你按照这个典故的精神要求，去做一个诚信的人。宗教也是类似，比如把休谟在理论层面上对神创论有大量的批评，但是一写到具体的英国历史，他还是对信仰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充满同情。

当然，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做法有点精神分裂了，但平心而论，这种分裂性在很多哲学家那里早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在叔本华的哲学那里，我们就看到了作为表象的世界与作为意志的世界的彼此分裂：作为表象的世界服从个体化原则，作为意志的世界则混沌一片，没有个体化原则的容身之处。

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主义也有这个味道。按照他的观点，可以说的要说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特别是关于伦理、美学与宗教的事项。

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又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呢？他本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休谟彼此相关的呢？我觉得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可以先谈一个哲学史上的花絮，这个花絮还有个名字，叫“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

有一次，同样是来自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英国做演讲，在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也在剑桥大学，他就在下面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