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与光耀并存：从春秋战国到秦一统
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与余英时先生的故事
我在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那个时候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研究中国史，你为什么要去美国？这到现在，当大家想到说去美国研究中国史，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有同样的疑惑。这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可以回答的理由，只是那个理由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听不懂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
那个理由是，因为当时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中国思想史，但是看一下老一辈的例如说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萧公权，稍微年轻一点的写《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中国意识的危机）》的林毓生，还有研究谭嗣同、讲幽暗意识的张灏…当然，还有余英时。
余英时（1930—2021年，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
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成就的几个重要的人物，他们通通都在美国。当时在台湾并没有这种等级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老师，所以我当然要去美国。
我是在1987年的时候去到美国，我原来的想法，包括我打定主意非得要去美国当研究生不可（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去追随余英时先生念“中国思想史”。可是阴错阳差，我没有办法达到我的第一志愿，我的梦想。
不过今天回头想，这或许也是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意味着正因为我不能够去追随余先生，当他的研究生，我反而在后来多少年来一直更加认真地读余英时先生所写的每一本书。
他的每一本书我都仔细地读，仔细地读意味着不只是读一次，读过去，不只是读两次，而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意识。
余英时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学界争议
首先，我必须要彻底了解余先生他所提出来的论点和他的思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学习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史料，用什么方式比对史料，以至于能够在史料当中读出别人读不到的，当然也是我读不到的一些重要的线索，得到他的结论。
在这么长时间对于余先生著作熟悉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也就连带着熟悉了，例如说在史学界，在这一行里面对余英时普遍有的两个主要的批评。
第一个是余先生他所写的很多书，书里面的论断太过于大胆，大胆到简直像是接近于侦探小说。因为这所谓的大胆，包括他在讲思想史的时候，他是去臆测这些当事人内在的想法跟动机，这样的批评尤其是聚焦在他的两本书，稍微早一点的是《方以智晚节考》，稍微在他中期另外一本重要的书，那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普遍都认为这两本书在他的论证上面，在他的考据上面，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性。对于中间的史料的解释，其实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对证。对于这样的批评，认真思考之后，我的回应是，是也不是。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三联书店版
是，是因为余英时写书的确在很多时候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主观，而且他不吝惜，不会退缩，把自己的主观的臆测、主观的想法写在著作里面。但也因为这样，所以余英时的书才会那么好看。余英时写书其实是有非常特别的方式，包括为什么他会在史料之间的连接有这么多的主观的臆测，那是因为这些史料都记在他的脑袋里面，这是非常有名的特性。
余先生一辈子他不太写规规矩矩的学术论文，不管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像是你看他的中文的文章，最重要的、最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不太写脚注，通常到底这一段引文出自于哪一本书，他就会把作者跟书名都直接写在上面，然后就把引文写下来。
照道理讲，一般学术的论文会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注释，注1、注2、注3，一直注到注385。绝大部分的注释就是告诉你说这段引文出自于哪一本书的哪一页，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余先生不用这种方式写脚注呢？然后他写的不是按照行规的学术论文？少数的人知道，当然每一个知道的人都惊为天人，甚至很多人不敢相信，因为真正的理由非常的夸张。
那是在写这些论文的时候，他跟我们做研究写学术论文真的不一样，他手上通常没有太多的书。换句话说，包括这些引文，有的短的当然两句三句，长的可以到五句、十句，通通来自他脑袋。他在写的时候，他没有再去翻书，没有再去查书，除非他不是很确定，他写完了之后他才从书架上或者到图书馆里把书找出来查对一下。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写脚注，因为他脑袋里面没有页码，他很烦，他都已经记得了这些内容，他写下来了，你还要叫他一一地找这本书，然后为了把页码标记下来，他就不干了，他就不喜欢、不耐烦做这样的事情。
但这个特性我们要记在心上，尤其像是读余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或者是关于陈寅恪的那本书，因为有这种不可思议的graphic memory（图像记忆），他看的书就像照相一样，把书的内容就通通都印在、留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因此这是可能来自于几千本书的不同的史料。
对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才分的人，我们在做史学的时候，即使是读书的时候抄笔记、做卡片，即使最后堆了这么多的笔记跟卡片，没办法，三年前你读的书你就是不会记得，所以三年之后读的书跟三年前你所读的书，这中间可能有些什么样的联系，你不会马上就能够反应，你也不知道这个句子跟这个句子，这段话跟这段话可以应该要对在一起，就会显现出不同的意思。
他为什么能够写这种侦探式的文章？完全来自于这不可思议的惊人的记忆力跟记忆的方式。所以我说“是”，余先生因为他的这种大才和特别的天才，所以他在做史学的时候，他能够用别人做不了的方式去做。因为他用别人做不了的方式去做，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别人再怎么用功，再怎么掌握，再怎么读，在这个领域里面花了再多的时间，都很难把余先生所有的这些史料用他的方式把它收集在一起，消化融合，然后去对。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余先生他的这些推断都是既难肯证也难否证。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不过也“不是”，例如我们讲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其实曾经这本书要透过陈寅恪晚年的主要内容是诗，因为眼睛瞎了，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历史上面的大的研究了，以及另外一本《柳如是别传》，这就是他最重要的文本。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版
余先生要从美国大老远跨越时空，只是手上一来有陈寅恪晚年的这些诗、文。另外一方面，那就是他对于陈寅恪所有的其他的东西了然于心，记在脑袋里面，用这种方式一句一句地去解开说陈寅恪的这一句诗里面藏了一个什么典故，这个典故来自于陈寅恪以前的哪一本书，或者是陈寅恪可能读过在他做中古史研究的时候，他应该读过的哪一本书。用这种方式来重建，其实是来猜测陈寅恪他晚年的心情跟他在面对时局的时候一些重要的决定。
这的的确确是猜思想、猜动机。可是这本书出版了之后，余英时间接得到陈寅恪先生的回应，这回应只能有一个方向，感谢他，而且惊讶于他竟然真的能够在陈寅恪非常隐晦的诗文当中的典故，用这种方式去重建、去逼近陈寅恪当时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的心境。
另外，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是比余英时的著作要晚出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余英时写那本书的时候，他来不及看到陆建东的书，可是陆建东掌握的这些最后的史料，却相当程度上面告诉我们——余英时不是乱猜的，虽然看起来这么样的神奇，像侦探小说一样在那里连来连去，拉来拉去，看起来他是有依据的。他摸索的方式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版
为什么余英时只写专著不写通史？
对于余英时有另外一个非常普遍的批评，那就是他在美国一辈子，他没有写什么了不起的英文著作。的的确确，余先生不要说了不起的英文著作，他英文著作都非常少。即使是英文的论文稍微多一点，但这些也都不是我们可以算作为叫做“藏诸名山”的这种等级的作品，他大部分都是用中文写的。
好，即使是他的中文的著作，就有人批评说，这里面没有大著作，什么叫做大著作呢？最简单的标杆、比拟，是他的老师，钱穆先生。钱穆先生留下来最重要，我们今天一讲到钱穆，绝大部分人心里面知道的唯一的一本书名——《国史大纲》。但钱穆就是写了《国史大纲》，这在通史的领域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把整个中国的历史从头到尾讲了一次。
钱穆
余英时这么有学问，地位这么高，他为什么没有写一部通史呢？这是很多人理所当然对他的质疑。关于这个质疑，关于这个批评，我也还是要说，我的反应是，是也不是。是，余英时没有所谓的这种大著作，他所写的绝大部分的书都是专著，也就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题目，一本一本这样写下来。
可是依照我刚刚跟大家形容的余先生读书的方式，他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他那个大才所带给他的graphic memory，让他能够掌握这么多的史料，你大概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都是写这些专著。正就是因为他的知识太丰富，他能够记得的史料太过于渊博，所以他当然不喜欢做二手研究，他都是做一手研究。
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在他的脑袋里面记得5000本、8000本中国传统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著作，把著作大部分的内容放在他的脑海里面，当他需要的时候就翻找出来，然后做比对，去进行各种不同的整理。这种人他有这么多的一手的资料、史料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当然能够在各种不同的题目、各种不同领域都得到创新、突破的成就。
这种人你怎么会叫他做像中国通史的这种基本上必须要是把史料经过了一字不断的筛汰，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这些东西，把整个两三千年的历史写成一本书，顶多写成一套书？这不是余先生他擅长做的，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余先生依照他的能力，他会愿意做、喜欢做的。
也可以很明白地告诉大家，写通史是像我这种人做的，我这种人脑袋里面没有这么多一手的资料，但是我有兴趣，我热情地会去读所有其他人写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研究的结果，这些二手的东西、资料是我喜欢去整理的。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不可能在任何独立的、特别的题目当中做出创新突破，所以我这种人会去写中国通史。
所以对于余英时没有大著作的看法一部分是对的。
但是我还是又要说“不是”。“不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余英时他的成就远远超越了通史。
爬梳余英时的中国史创见：从上古到魏晋
因为如果你了解余英时的学术最大的一个特色，他虽然活到了91岁，我们觉得他的一生很漫长。可是我们如果从研究中国历史上说——这是一个多么大范围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他的成就，我们倒过来，我们非常惊讶，我们说他怎么会有这种时间，他才活了91岁，他怎么能够做这么多？
意味着余先生的学术成就上，他所涵盖的范围上下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从远古一直到民国，真的就是两三千年的时间当中，这些每一个重要的时代，他都提出了超越前人的新观点、新视野。让我在这一集的番外当中，我用这样的一种时间顺序，就是中国的不同的时代，快速地跟大家整理一下，余先生在他的学术生涯当中，提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从刚开始的时候，那就是他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跟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讲的全世界的文明轴心时代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用轴心突破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写了就《究天人之际》（又名《论天人之际》）。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版
《究天人之际》重新定义、重新改写了所谓叫做“中国人文精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人文精神的突破是来自于所谓“通天地”的这件事情，通天地原来是巫术，是巫的特权，是巫的特别的一种能力。但是中国的轴心突破，就是把通天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跟这种能力，从巫的手里面夺了过来，而予以重新定义，让它变成了人跟祖先、人跟天之间的一种既带有神秘性，但同时又能够落实在生活上的一种思想。这是对最古远的时期他所做出来的研究。
接下来，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研究上面，余先生他写过《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他又是用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架构，那就是提出了“士”的概念。
“士”是知识人，是知识分子，但是放在中国的历史的架构底下，中国文明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在东周（春秋战国）出现了这种以知识自豪、以知识介入社会，更进一步，以知识来取得自我认同身份，跟其他的人区别开来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社会角色。这样的一种特别的社会角色的出现，他们创造了春秋战国那样一种百家齐鸣的热闹的状况。但是等到诸子百家结束了，进入到秦汉，重点是这里面有一个连贯——以前被视为是断裂的，我们现在在余先生的著作里面看到——“士”的自觉或者“士”的认同，它依然留到了秦汉帝国底下。
所以再下来，关于汉朝。汉朝，其实是余英时先生他当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跟钱穆开始读书，然后到后来，1950年代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念博士学位，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主要的研究领域，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出突破的领域。
他看待汉代，把重点放在“汉朝人的意识的扩张”。这个意识的扩张在他著作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对外的交通，因为对外的交通所带来的这种刺激，使得西汉到东汉的人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领域意识有了不同的发展。
另外他写了非常精彩的《东汉生死观》，那就是探入到那个时代的人到底如何看生跟死，这是最重要的思想。可是当他在探索这些思想的时候，他用的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我们所谓的这些汉朝著作里面大传统里的资料了，他用了新的石刻，还有很多其他的史料，用这些把它混合在一起，帮我们刻画了东汉的时候，人如何想象死亡，如何理解死亡。
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然后从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脉络，关于魏晋时期，余先生有一个突破的著作，那就是他很早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起笔写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这也是他研究过的另外一个领域，把东汉的豪族如何变成了跟经学联系在一起。
但是再往下推，又是把原来我们在历史上面把它是断裂开来看待，认为说到了这个时候，有魏晋名士，有魏晋的新的思潮。可是这一篇文章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汉晋之际”。就告诉我们说魏晋的这些新的自觉跟新的思潮，其实并不是到了魏晋才出现的，它有一个来自于汉代的远源，而且这个来自于汉代的远源和汉代的社会史、和东汉的豪族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陈寅恪的唐诗到宋明理学的政治文化研究
然后魏晋我们再往下看，如果真的要说在整个中国史这么漫长的历史的各个不同的断代当中，唯一到了91岁，余英时没有真正突破性的研究，大概就只有中古的隋唐这段时间。但是即使是这一段，其实余英时在晚年做了，不知道有没有完成，是不是写下来对于这段时间的高僧的研究。
那他到底对隋唐这一段熟悉不熟悉呢？我们回到刚刚前面所讲到的陈寅恪的研究。
你如果看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你就知道如果他对于唐朝，也就是陈寅恪的大本行、大本业，如果他们不能够跟陈寅恪有同样的熟悉的程度，他无从去诠释、去注解陈寅恪晚年的这些诗文。
就是因为他对陈寅恪做的研究，这不只是陈寅恪的著作，是陈寅恪赖以形成他著作的那些大部分的中国的史料，他都有自己第一手的掌握，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
好，再往下，到了近世史（宋朝以下的历史称为近世史），也就是宋代以下。宋代以下，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当时是因为为了要重编标点版的《朱子语类》，《朱子语类》是把朱熹的语录用分门别类的方式把它编辑起来，这是很庞大很庞大的一套著作。因为要重出这套著作，所以找了余先生。希望余先生写一个序言，结果余先生一写，这就是我刚刚讲因为他太特别了，他开始写书，他根本连那些著作都不需要随时准备在手边。
所以本来是为了要写一篇序言，一开始写，脑袋里就太多东西了，脑袋里的东西一直不断涌现出来，一直不断涌现出来……所以序文到后来变成专篇，专篇后来变成再多第二章、第三章，一路下去变成了两大册的专书。
这两大册的专书书名叫做《朱熹的历史世界》，再从《朱熹的历史世界》还延伸出来，那就是整体来看《宋明理学的政治文化》。在这两本著作余先生另外一个重大的突破那就是提到了中国的“士”、文人他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所以这个题目也很特别，因为过去讲宋明理学这是在哲学的领域里面去讲，讲哲学就跟政治无关。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版
然而余先生却是细腻地重建了朱熹在官场上面跟朝廷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然后再延伸，从朱熹去把整个宋朝、元朝、明朝在理学的思考的过程当中如何安放政治，或者换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如何无法处理政治文化。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论题。
明代士商分工与清代考证学问题的突破研究
接下来到了明代，余先生又在时代环境的刺激底下他写了另外一本突破性的著作，叫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又名《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这本书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1980年代，当时在讲东亚儒家跟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跟我自己在哈佛大学的指导教授杜维明先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杜先生到新加坡李光耀所成立的“中国文化中心”，专门要做是不是有一种所谓儒家伦理帮助了整个东亚在经济跟商业上面的成长的研究。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大出版社版
另外一个时代的潮流，那就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所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断代的概念，叫做“资本主义萌芽期”，并且因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期挖出了大量的不同的史料。余先生就把大陆这些资本主义萌芽期的丰富的史料消化过，消化过了之后，他又连接上当时所谓东亚伦理与商业关系的大的问题。
所以他明白地在书名上就接续并且挑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写了《中国近史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这个宗教伦理涵盖了儒、佛、道这三种不同的宗教，然后要看到的商人精神如何渗透到儒家、道家跟佛教当中。
马克斯·韦伯
另外一件事情，中国的社会在这段时间当中，士人跟商人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地位如何激烈的变动，然后更进一步，到后来儒跟商越走越近，在家族内部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士商分工。
考科举那么难考，不见得这一代一定能够考得上，可是你要能够参加科举，你需要有家族的背景、家族的资源，让你可以好好地读书。所以在家族当中一定要有一些人去做生意，会读书的留着准备考科举。用这种方法儒跟商合作，这种家庭里面能够去考科举，考上科举的几率大幅地提高了。
另外一部分，因为家里会有士人，会有考得上科举的这种成就，也就另外一边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进一步帮助商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上面可以赚更多的钱，在商业上有更高的成就。这是余先生对于明代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再往下，那就是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史上，余先生最大的贡献，我们称之为叫做“思想史的内缘因素的研究”。
在过去讲到清朝考证学的崛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外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讲，因为清兵入关，因为清朝建立，接下来有了文字狱，所以就使得这些到了清朝的文人士人，他们不能够做义理
，因为不能够讲实话，不能有思想，所以他们就逃入“故纸堆”，他们就去做考证，把自己埋在去比对各种不同的版本，然后一个一个不同的字句，去做搜集、考索这种最无聊的工作。
，因为不能够讲实话，不能有思想，所以他们就逃入“故纸堆”，他们就去做考证，把自己埋在去比对各种不同的版本，然后一个一个不同的字句，去做搜集、考索这种最无聊的工作。但余先生举证，从明朝末年，他从明朝程朱陆王之争开始讲起，然后把所有的史料一路铺陈，让我们知道不可能是纯粹因为外缘因素，因为清朝的建立，因为文字狱而有了这么重大学术史上的改变。
其实这是因为程朱陆王之争使得你如果要能够压过对方，你要能够证明你的想法，你对于《论语》《孟子》的解释是合乎孔孟本义的。孔孟本意在哪里？孔孟本意就只能够在书本里去找。双方彼此互相竞争，最后就必须要提出各种不同的证据说你的想法是错的，我的想法才是对的。这是从内缘上看到最根本清朝的考证学的来源，这一部分余先生写了几篇大文章，另外写了《论戴震与章学诚》（1976年）。
《红楼梦》的满汉文化与民国史家思想研究
这已经到了清朝。到了清朝，余先生又有岔出去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作品，但是也极其重要。他“插花”到了红学里面，红学讲的是《红楼梦》，所以他写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又是突破性地，那就是清楚地意识到，在曹雪芹的小说里，满人跟汉人，满文化跟汉文化，满人意识和汉人意识是如何地复杂杂混在一起。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版
那就是因为曹雪芹的家世，包括他家里面这庞大的财富来自于——一方面他在血统上是汉人，可是家里面的身份却是正白旗的包衣，包衣就是清朝皇室的奴仆。所以他的文化的意识、文化的认同相当程度上却又是满人的。在这种满汉之际，所以产生了当曹雪芹回顾、回想他十几岁以前的这样一个繁华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对于他如何呈现那个逝去了的世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这讲到哪里了？讲到清朝了。还没完，再往下，进入到民国。
余先生曾经自己说过，他最重要的一个老师是钱穆先生，可是在他的人生观跟他的价值观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他私自认定的老师，这个人就是胡适之。所以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时期，余英时研究胡适，然后最后把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 变成了《重寻胡适历程》这样的一本书。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上海三联书店版
再连出去，那就是对于胡适他这一代的人的认识跟了解，尤其是到底五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余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五四发展的方向，那就是极端主义的出现。看原来所有这些救国启蒙的主张，到后来如何在五四运动的激情底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极端化，这是他在《五四新论》当中所提出来的重要的观点。
还有在于五四次这个时期，除了胡适之外，另外一位史家他有特别的情感，我们可以说这是史家跟史家之间的心心相惜——那就是顾颉刚。
所以他又是在顾颉刚的日记出版，出版社找他写一篇序文的时候，他又把序文一不小心就写太长了，又变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未尽的才情》。即使是在对顾颉刚的生平描述随笔中，你看他的那种大材小用，但是他就是忍不住，他就在顾颉刚的日记里面考证出顾颉刚的半世纪之恋，让顾颉刚的一段深厚的感情，在日记的考据当中浮现出来。
他是这样的一个看待任何的史料，都能够快速地看出别人看不到、但是具备有突破性的看法，而且可以引导后面的新的研究方向。
一段传奇：余英时的坚持与中国史研究的形象
在这上面要能够综合两三千年，你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吗？余先生在美国的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的这个领域地位非常高，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都读过余先生的著作。前面讲过，余先生不太写英文的著作，他的英文著作不多，但包括这些做中国研究的美国人，他们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余英时）名声在外。
名声在外就是，余英时是一个神奇的人，不管你专精的是哪一个领域，不管你的学术成绩在哪里，甚至不管你现在正好奇你做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什么？你只要去找余英时聊天，余英时都会告诉你，让你吓一跳的、你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比如简单提一下我自己在哈佛大学接触过的这几位老师，我自己的论文指导教授杜维明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张光直先生。张光直先生他是当年他从哈佛大学要到耶鲁大学的时候，他特别想尽办法想要把余英时一起弄到耶鲁大学去。干什么？因为张光直觉得他自己在做考古的方面，如果能够有余英时他那样的一种非常深厚对于中国古文献的认识跟了解，两个人合作，一定能够做出非常不一样惊天动地的大成果来。
又例如说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杜维明先生，杜维明先生是为了轴心时代，为了春秋战国的诸子学曾经跟余先生打过笔仗。当然跟余先生打笔仗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我就不多说后面的结果了。
又例如说当时在哈佛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年轻的教授，就是包弼德（Peter K.Bol，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他做的是宋代的政治跟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教授是孔飞力（Philip Kuhn，1933—2016年，美国著名汉学家），他做的是清朝早期的社会史跟政治史研究。但他们都对余英时极度地佩服，他们脑袋里面都有那种故事，都有那种记忆，他们把他们自己所做的研究拿去给余英时看，不管因为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场合，聊了天，谈起来，最后在谈话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为什么我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这样的一个题目，余英时没有任何的准备，他就能够知道这些东西？
这是余英时他真的在美国的学界，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上他所塑造的一个形象，以及我应该这样说，他不应该被遗忘的那样一种不世出天才放在中国研究上所塑造出来的一份传奇。
感谢你的收听。
2021.08.14
精选评论
共 28 条纷纷扰扰的世间，看理想犹如精神家园的世外桃源，安安静静，干干净净。
庆幸那本《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本轮“红楼热”之前仔细读过，不仅帮我很快识别了“红学家”们，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多年里让我对各种“热”保持了冷静。
记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关于陈先生的博学强记也有类似记载。陈先生失明后，需要查证资料时，会明确告诉助手找哪本书的第多少页。另外，杨绛先生写过，钱钟书先生和女儿经常比赛，哪句话出自哪本书。脑袋里装着这么多资料，时间一长，相互之间大概就产生了化学反应。
ytqbsc ：牛批牛批
听哭了，文中提及的书都想读，可惜有几部买不到了
杨老师果然出了番外，种草了好几本书，谢谢👍
安静地听完老师娓娓道来的这期节目～ 感到很惊喜 很温暖 很幸福。谢谢老师
ytqbsc ：牛批
“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听了很多遍，感谢杨照老师对余英时先生学术的梳理，让我在读余英时的时候有了一个尺度上的概念。不知道是不是杨照有机会像做钱穆导读一样的做余英时作品导读，尽管余英时的文字通俗，不像钱穆的作品这样需要导读，还是非常期待杨照老师有机会做，那会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杨照老师很详尽地点评了余英时先生的学问，娓娓道来，很有说服力。提及的书籍，有些二十年前就买了，但没有好好读。羡慕余先生的图像记忆，还是要静下心来，好好去重读年轻时囫囵吞枣的读过的那些好书。
啊🤔惊喜的番外！
第一本要读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杨老师提一篇，就准备照办去找出来读一篇，希望能读完🤔
背景声太大声了
背景音乐声太大
兔子的聪明加乌龟的努力，余先生真是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