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日常生活方式是最为直接的文化标志。元朝听任汉人过自己的日子，甚至发扬儒家学说，既保存中国文化，更希望以此同化征服者。而清朝发出了剃发、改服之令。对于一般汉人而言，亡文化的痛苦较之改姓易代的变局，尤有深切的感受。

3. 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在外族统治中国时，族群和文化两个尺度，即为一些历史人物分别选为寄身托命的立场。

4. 王夫之坚守抗清立场，终其一生不肯承认清朝政权，在两湖促邀李自成旧部与南明隆武帝政权合作，以民族大义为原则，将李自成灭明的过节放在一边。

顾炎武在明亡之时曾参与江南抗清的运动，失败之后，他游历关塞，结交豪杰，跋涉山川，时时希望有所作为，并且终生不愿与清廷有关系，以遗民自居，仍有兴复之志。

黄宗羲在明末，聚乡兵参加鲁王的抗清活动，辗转山海，屡踬屡起。几次抗清的力量都失败后，黄氏开始致力于讲学与著述。他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政治得失，痛感道学的空谈，主张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

5. 上述三人对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关心程度，不啻是分布在光谱表上不同的波段。而最大多数的俗儒，则可能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成为新朝的新贵了。当然，清廷也用尽怀柔手段，除了开科取士，也以修明史及编几套大书笼络了不少学者名士。

6. 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朝的统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但反清复明的情绪，仍不能说完全消失，且由于频繁不断的文字狱，也反映清廷心存疑忌，时时不忘强制压伏汉人的反清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