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皇帝的权威与儒家思想培育的文官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经过长期的整合，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其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体，文化则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系统。

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势。西班牙的崛起是经由错综复杂的婚姻与继承，将许多不同的区块集合为王朝疆域。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其皇室从未有过真正号令全国的权威，也未能熔铸为一个整体。

3. 在中国，活跃的国际贸易壮大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丝绸、陶瓷诸工业的发达，使东南的繁荣惠及一般小民百姓。江南与闽粤富庶，人民生活舒适。且由于外销市场与货币增加，两者皆刺激了中国南方经济，造成三百年持续增长的景气。

西班牙方面的情形，则又与中国不同。其在开辟新航道的事业上，既是前驱，也获利最早。但西班牙本土并未因为大量财富流入而改变产业结构，大部分黄金、白银都辗转流入中欧及地中海的商业城市。

4. 明代晚期，中国在思想与文化活动两个领域，有过崇尚个性的运动。这一潮流，出现于东南，后来未能滋长为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未转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同时代的西班牙，也面对正在酝酿的族群民族主义与市民意识，前者终于成为建构民族主权国家的动力，后者在日后滋长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但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察觉二者正在逐渐茁壮，这一现象，也与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

5. 明代晚期的文学，曾有过辉煌成绩：小说、散文、戏曲……都在崇尚个性的运动中，提出对于传统与权威的反思。

相对而言，当时西班牙文学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针对时代的消逝，投下最后一瞥，其中既有惋惜，也有讥讽——也许是两者的混合，留下非凡的效果，颇符合《诗经》哀婉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