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与对祖灵的崇敬，虽有宗教性的活动，却没有抱持一定教义的宗教信仰，也未见具备一定组织的教团。

对于神祇与祖灵的奉祀，是国家的祀典。这些信仰中，“天命”观念确与道德要求配套，然而，天命观念终于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作为国家权威是否合法的借口。

天、地、山川，以至各种神祇，在国家祀典列为制度之后，凡此超越性的自然信仰，都成了国家政治权威的附属，又终于在政府组织官僚化的过程中，成为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祖灵信仰来源颇为古老，既有生命的关心，也有死亡的怀念。中国人生活中的祖宗奉祀，也有浓重的宗教情操。然而，由于“神不歆非类”的排他性，祖灵信仰不能成为普世的宗教。

2. 丝道开通，佛教在当时的西域已经十分兴盛，而佛教进入中国，大致是由丝道上的商贩带来其信仰，而在中国民间逐渐传开。这一过程是在小民百姓中进行，社会上层的文人学者，未必注意及此。

西汉晚期，儒家的谶纬之说盛极一时，也常于政治权力斗争场合。东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此后儒家经典研究的烦琐学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心智需求。在这一条件下，东汉以至魏晋学者重新捡起长期搁置的老庄之学，以探讨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玄学之兴，遂使佛教有所假借，一则佛教的教义，原来即讨论现象真幻、本体有无，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议题；二则玄学的词汇适足为佛教借用，用华言表达佛教的思想，亦即所谓“格义”。

3.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有极强烈的宗教情操：有主神上帝，有“巨子”以下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

西汉天人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有了教主与预言，若其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可能转化为宗教。

这两次机缘，学派都有可能转化为宗教，却终于都没有实现。在汉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仅有了宗教，而且有了两个宗教：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