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
不完美世界的博弈:契约经济学35讲
聂辉华
你好,我是聂辉华。
大家看过孔雀开屏吗?当孔雀将尾巴高高竖起时,尾部的羽毛像缀满珍珠的扇子一样徐徐展开,一时间流光溢彩,令人叹为观止。
“孔雀开屏”现象
你知道孔雀为什么会开屏吗?生物学家有一个很sexual(性感的)解释:开屏是雄性孔雀吸引异性的方式,羽屏越是艳丽,就证明生存能力越强,越容易受到雌性孔雀的青睐。
因为在自然界,羽屏漂亮的孔雀更容易成为天敌以及人类捕杀的对象,而它们在残酷的环境下还能生存下来,说明这些漂亮的雄性孔雀具备超常的生存能力,当然对雌性孔雀充满了魅力。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孔雀开屏是雄性孔雀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外界发射信号来证明自己的一种手段。
孔雀尚且需要发射信号证明自己,我们人类就更不用说了。身处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不完美世界,我们几乎无时不刻不在向外界证明自己,不是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跟大家聊聊,人类社会的信号发射机制。

诺奖研究: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话说1973年,一个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斯彭斯(Spence),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季刊》(QJE)。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信号发射模型的经典之作,而斯彭斯也因此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斯彭斯博士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趣的是,他当年在哈佛读博士时的导师谢林(Schelling)在他之后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生居然比老师更早获得诺贝尔奖,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做了一个什么研究呢?它问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无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境:你和你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想去本地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需要很多聪明人,并且根据聪明程度来支付薪酬。听上去是不是很酷?其实谷歌、微软和华为专门设立了这种“天才”岗位。
我们都知道“聪明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你的小伙伴们有些很聪明,有些一般聪明,你们各自知道自己的聪明程度,但是公司在招聘之前并不知道。因此,你们和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
显然,每个人都希望进公司拿高薪,但如何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呢?经过摸索之后,大家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去读书。

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

一个人要想在学校考高分,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且越是聪明的人学起来越轻松,越是不聪明的人学起来越吃力。读书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读书本身并不会提高你的智商,因为智商往往是天生的。
当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时,你会怎么选择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提到了做出最优选择的两种规则。
首先,你需要权衡一下读书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分析法就是经济学的独门秘籍。读书的好处是,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毕业后就可以到企业拿更高的薪酬。读书的成本是,你耽误了几年时间,还要交纳学费,而这几年去上班本来可以挣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你读书的机会成本。同时,你还要考虑到读书的努力成本跟你的聪明程度有关。
其次,你需要考虑其他小伙伴和公司的策略。当公司把读书作为挑选员工的手段时,如果有很多自认为聪明的小伙伴都去读书了,那么自认为聪明的你,就需要比他们多读几年书,这样才能进一步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
当聪明的小伙伴们都这么考虑时,这个博弈的结果是,读书的年份越来越长,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还有人开玩笑说,“再从博士读到博士后,从博士后读到烈士为止”。说到这里,聂老师必须科普一下:博士后是一种临时工作,不是学位(重要的话说三遍),因为博士就已经是最高学位了。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直到有一部分最聪明的人终于成功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出来,这场拼智商的游戏才会结束。

“分离均衡”与“混同均衡”

在这场读书博弈中,斯彭斯教授推断,最终将形成两种均衡。
第一种均衡叫“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就是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通过发射不同的信号分离出来。
很聪明的一群人先去读几年书,然后再进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后直接获得较高薪水;而一般聪明的另一群人干脆不读书了,一开始就进公司工作,从而获得普通薪水。总之,不同聪明类型的人通过是否读书发射了不同的信号,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通过读书来发射信号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人,究竟要读几年书才够(总不能读个没完没了,对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群体的智商分布,以及相应的分离成本和收益。
如果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么少数很聪明的人只要上大学就足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如果一个群体中多数人都比较聪明,那么极少数超级聪明的人(比如IQ超过140)为了和很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博士;那些很聪明的人为了与一般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硕士,以此类推,最后,不太聪明的人就没必要去读书了,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证明自己。
因此,读书作为一种信号,实际上是一种连续变量,可以将两种乃至多种人区分出来。看来,能力强的人需要投入资源去主动证明自己,而能力差的人只能等着被别人证明。
但分离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如果有人发现,虽然花费了很高的代价去读书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读书得到的高工资并不足以弥补读书的成本,此时他就会减少读书的时间,直到读书的收益刚好等于读书的成本。
很有意思的是,斯彭斯发现,存在这样一种临界点:当人们发现读书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一样多时,也就是说,多读书并没有用,所有人都不再读书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读同样多的书(比如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宁愿被公司当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这样的结果叫做“混同均衡”(polling equilibrium),即所有类型的求职者都发射同样的信号,混在一起,公司在事后仍然无法区分求职者的真实类型,只好按平均类型和平均工资来对待了。

为何“有时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

极端地说,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去读博士,那么读博士也就没有信号价值了,跟没读书是一样的。可见,发射信号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有时发射信号不如没有信号。换句话说,有时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
最有意思的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里大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极少数人,而投入大量资源去证明自己。
比如都去读博士甚至做博士后,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了过度证明,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
好比两个公司打价格战,不管谁最后赢了,其实两个公司都输了,因为赢了的企业也赚不到利润,最后必然都倒闭了。这其实是一种“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避免每个人过度证明自己。孔子说得好,过犹不及啊!

“过度证明”的案例:“滴滴”与“快的”的价格战

那么,如何避免参与人过度证明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五年前,中国有两家主要的网约车公司:一家叫“滴滴”,另一家叫“快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网约车司机,都希望选择实力强的一家。但是当时的市场形势并不明朗,对于大家来说,两家网约车公司的实力都是不对称信息。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有实力、资金更充足、市场规模更大,滴滴和快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开始了长达几年的“烧钱”游戏。两家公司采取各种政策补贴消费者和司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只花1分钱就可以打车,听上去是不是匪夷所思?现在可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
2015年2月14号,在情人节那天,两家企业宣布合并为一家企业,名称就叫滴滴。为什么两家水火不容的企业突然就合并了呢?
滴滴与快的合并前,双方所占市场份额
2015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透露了背后的秘密。马化腾说,“我支持滴滴,马云支持快的。我们就像打仗,一天大概亏损2000万,再炒到3000万,我也跟,最高一天亏4000万。谁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我跟马云沟通,最后在很多资本方的撮合下合并了。”
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战就是一个发射信号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敢打价格战,企业就会被市场认为是弱者,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是打价格战又是一种双输的结果,这就是过度发射信号。

日本企业避免过度发射信号的方式

其实,日本企业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企业之间打价格战是“自杀式竞争”。为了避免过度发射信号,他们采取了三种方式。
第一,鼓励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第二,鼓励企业之间在不同领域加强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第三,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一起去占领海外市场。我觉得,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以上这些分析有没有让你觉得脑洞大开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在信息不对称下,参与人可以通过发射信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类型。除了读书,大家去考取各种证书,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以及企业家担任一些社会荣誉职务,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属于发射信号。
总之,只要你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和别人就区分开来了,这就是分离均衡。
但是,发射信号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发射信号的成本和区分之后的收益是差不多的,那么所有人都会选择同一种信号或者干脆都不发射信号,这就是混同均衡。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过度发射信号,这会导致资源浪费。
最后是一道思考题:请用信号发射理论分析职场中的拍马屁现象,并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会形成分离均衡?什么情况下会形成混同均衡?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集再见。
本集编辑:丫丫、香芋
20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