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大家好，我是刘瑜，很高兴来到看理想的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比较政治学的思考。
俾斯麦：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可能性的艺术”这个名字，来自于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 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就把它用在了节目的标题里。
这个节目，确切地说是一门“比较政治学”的入门课程。所以，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比较政治学”是什么。
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比较政治学”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人问我：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会饶有兴趣地追问：那你对美国大选怎么看？你对台湾的蓝绿之争怎么看？你对伊拉克局势怎么看？……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似乎有点高大上，但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两字，就显得非常地高冷。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出于直觉说：“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个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你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者“地区专家”，比如“拉美专家”“中国专家”“伊朗专家”等等，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的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是真的在进行案例比较。
那么，什么是“比较政治学”？也许一百个比较政治学者有一百个回答，在这里我只能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
我的理解是，“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
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A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没有战乱的”。
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他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他得有那个“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福山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国电影，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米兰达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三观碎了一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
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这些观点对不对另外说，但是了解这样的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无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他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其它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可能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物。深夜出门吃个小龙虾，泡完酒吧叫个车，清晨到公园跑个步，似乎生活“本应如此”。
但是，我们都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的事物。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哪怕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凌晨或者深夜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
在完整的参照系中定位现实、理解自身
所以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它时它刻”联系起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所以，这正是这个节目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
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了，但是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所以，了解其它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更完整的比较视野：避免“优胜者偏见”
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门课所选择案例的多样性。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格外关注欧美和日本——这一点当然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欧美日资讯发达、研究丰富，而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欧美日国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对它们格外关注，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希望生活越变越好的心态。
我本人也写过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小书，《民主的细节》。但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只关注发达国家却可能是一种视野上的局限。
学过社会科学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词，叫做“优胜者偏见”（survivor's bias），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问我身边的人，考清华、北大容易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说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是清华老师，身边的人大多不是清华就是北大的，就是我家门口的小超市里提着篮子买菜的，可能都有几个院士。你问这些人：考清华、北大难不难？他们很可能说：不难。
但是，我们都知道，考清华、北大是非常难的，经常是一个县一年才考上一两个，说千里挑一都不为过。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关注发达国家，我们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可能就具有“优胜者偏见”。所以，正是为了调整这种可能的偏见，我在这门课里也大量选择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希望以此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比较视野。
政治只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
前面说完“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我再来说说其中的“政治”。
我知道，任何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我们政治学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强调政治对于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我们教育中的一些主流话语。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这种主流话语，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才是基础。也就是说，政治是被决定的那个，经济才是那个决定性因素。在这套话语里面，只要出现任何政治问题，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正确答案”：还不是因为穷？这似乎也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朴素的认知——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贫穷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问题就来了，那么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我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南北朝鲜。大家都知道，韩国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朝鲜，我查了一下，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是37600美元，朝鲜是1700美元，也就是说，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22倍。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同一个种族、同一个语言、高度相似的历史传统、高度相似的地理环境。北朝鲜人肯定不比南朝鲜人笨，也不比他们懒，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出现了天壤之别？
至少，在我们政治学者眼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是封闭的、威权的体系，一个是开放的、问责的体系。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韩国的经济如何在威权时代起飞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韩国经济真正的飞跃，不是在威权时代，而是在政治转型之后。这一点，大家看看解说词中附带的这个两国经济水平变化图（图1）就能够看出来了：
图1，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2/06/world/asia/korea-history.html
直到1970年左右，两国的经济水平其实相差无几，到1980年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是朝鲜的大约两倍。但是，随着朝鲜政治越来越封闭、韩国政治越来越开放，两国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到2017年，两国的人均GDP差距就是22倍了。应该说，政治的力量，在南北朝鲜的对比当中一览无余。
我再举一个例子——委内瑞拉。这几年很多人可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超级通货膨胀、饥荒、大规模的人口逃亡。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民众与其去商店里买手纸，不如直接用钱当手纸用，为什么呢？因为纸比钱贵多了。人口逃亡又到了什么程度呢？460万人到其它国家去谋生了，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这也被认为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
图2，图片来源：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9/12/09/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短短20年，一个拉美最富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噩梦，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民众是同样的民众，传统是同样的传统，宗教是同样的宗教，地缘位置当然也是同样的地缘位置。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查韦斯上台了——一个自认为是罗宾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破坏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摧毁了委内瑞拉的经济。
所以，从朝鲜和委内瑞拉这两个例子来看，政治真的只是所谓的“上层建筑”、等着被“经济基础”决定吗？还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为塑造经济乃至社会的根本性力量？
政治对国家命运的根本性影响
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比较极端，在很多其它国家，政治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未必如此清晰，但是，正是这种极端的情况，照亮了社会变迁当中的某些关键因果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例子几乎像是寓言，我说的是《伊索寓言》的“寓言”，有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才能够理解现实。
其实，政治对国家命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不仅仅是政治学者的看法。一些其他学科的人也是这么看的。
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他对工业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强调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球性的意义，但是，关于工业革命，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开始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一百个学者可能有一千个看法。但是就诺斯来说，他一杆子把问题的答案捅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他的看法是，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所谓“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这种看法被称为“制度主义”，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
避免“政治万能论”，政治在社会中
当然，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政治万能论，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万能论。我前面说过，我非常喜欢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the possible”这个词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强调，政治不是魔术，它不能抵达“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无米之炊，它不能让水变成油，它不能发明永动机。
所以，我始终和我的学生非常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个物种放在不同的气候、土壤、环境中，它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菲律宾1946年刚独立的时候，它制定的宪法和美国宪法是非常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之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菲律宾独立之后，它当时制定的宪法和美国宪法非常像。
但是结果大家也知道，菲律宾后来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是美国——独立不久，它的民主制度自身很快崩溃了，它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乏善可陈。所以，同样的宪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再举一个例子，北欧国家，像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国家，都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视为是治理的典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前面我们提及的查韦斯，他也把他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实践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却几乎是国家的崩溃。
可见，此“民主社会主义”非彼“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这就是“政治在社会中”。
所以，虽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理解政治，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正是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比较政治学的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
也正是因为“政治在社会中”，因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比较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
但是，反过来，这是否意味着研究比较政治必然导致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是否意味着韩国和朝鲜的制度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们国情不同？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内瑞拉和二十年前的委内瑞拉，无所谓好坏，因为时代不同。所以，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同，所有的时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优劣，不存在好坏”。
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有没有逻辑问题？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到那里不一定是好东西。不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在那里一定会成为坏东西。我们不能跳出一个逻辑陷阱，又掉入另一个逻辑陷阱。的确，“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亚洲也还是土豆，它可能变成了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的土豆，甜一点或者苦一点的土豆，但土豆还是土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有时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亚洲还是土豆”？
这种矛盾其实就帮助我们抵达了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搞清楚，想要从A到B，需要哪些条件C？或者说A没有到达B，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而已。
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说，这听上去很累啊。“既要…又要…”“虽然…但是…”“可能…也可能…”，我很想要“从A到B”，但结果还冒出这么多条件“C”？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的说法？用英语来说，能不能给我一个punchline？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没有那个punchline。
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的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正应当如此。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开启这段知识的旅程。
2020.07.08
精选评论
共 235 条“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被这句惊艳到了。
Tieu ：对于有的人而言，也许是相反的
Tieu ：对于非凡的人，可能是反过来的
学生时代觉得没有人会喜欢政治课，后来听刘瑜老师的讲座看她的书觉得政治课其实很有趣，但我学生时代的认识也是对的，因为此政治课非彼政治课
大雁®️ 回复 禾本杜 ：学生时代的“政治”，跟真实的“政治”并无关系，至于究竟它是什么，我相信你会懂的
君之黼黻 ：是政治学课不是政治课，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年前在评论下面喊破嗓子的愿望居然实现了！谢谢道长终于把刘老师拉来了😭😭😭 简直light up my day
Ying. 回复 -Daisy- ：冲啊姐妹
-Daisy- 回复 weihan ：她在台湾上一个生命与死亡的课程，我觉得非常美，很想把她请来
。。厉害了 看理想要组全明星阵容
Mao Limeng ：呼唤周濂老师～～～～
丸尾同学 回复 Hubery ：周濂老师在西马
来了！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我座右铭🌟
-Daisy- ：我每次胡吃海吃都是用这个口号激励自己的！
丸尾同学 ：尼采
试图撇开经济谈政治 有限的点状取样套基本逻辑推导政治规律...其实 可能 不是太行 （但还是很高兴有这方面节目
龙舌兰日落 ：老师都说了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其更实际的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寓言啊
158****7209 ：这就是为什么有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领域呀😂
“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而已。”现在好多人，缺乏这种小心翼翼的人生素养。
有段时间，刘瑜老师就是我的ideal 。是刘老师带我见识更宽广的世界、教我更系统性的思维 以及 脑袋里想些乱七八糟的我并不孤独的！
这门课最终有机会成书吗
看理想 （编辑） ：当然啦！
134****9058 ：期待
刘瑜老师的开篇词真是完美，逻辑清晰，语言生动，粉了粉了，好喜欢！
小小小眼睛 ：是的
周濂老师也来吧😂😂😂
能够把政治学，讲得让人神领意得又心旷神怡的，也就刘瑜这样的人了。是高手，也是妙人，她是那种珍稀保护动物。 何况，政治于此间而言，也有艺术和技术的双重语境。每人均可意会，高手才能言传。
喜欢Tom waits的醉钢琴！
刘瑜老师，谢谢您，真的超级开心听到您的在线课。
刘瑜老师的课，毫不犹豫，闭着眼睛👀，就下单买下课件好好学啊！刘瑜老师的声音很好听！上不了清华，那就来看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