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梁捷。在上一集里，我们主要介绍了微观经济学家的工作，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家尝试分析数据来构建因果关系的努力。这一集里，我们再来聊聊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

宏观经济学是不是很难？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今天的宏观经济学的论文里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圈外人觉得是天书，圈内人觉得很美，借用一位极有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的话，如今的宏观经济学论文通常遵循“严格的、类似俳句一样的规则”。

另一方面，当大众听到“经济学”这三个字的时候，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多半就是宏观经济学。如果人们想问“黄金价格会如何波动”、“最近是不是应该换美元”、“房价或者猪肉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等等这类问题，普遍都会去问经济学家。大家普遍认为，向经济学家咨询物价，就像在饭桌上向医生朋友咨询自己最近哪里不舒服一样。我不做宏观经济学研究，每次碰到这些问题都很尴尬，这有点像找一个眼科医生问牙齿的问题。

当然，确实有很多经济学家愿意侃侃而谈，甚至经常上电视接受采访，对未来的股市、房价作出一番评论。但是，他们是如何根据现有的信息和自己的知识作出未来预测的？这一点，绝大多数听众并不关心。

其实，这多半是一点江湖诀。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某件事情未来会怎么样，那么经济学家自然也知道，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而如果没人知道未来怎样，经济学家必然也不知道。如果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理论能预测未来深信不疑，那么他就应该像物理学家一样，把理论拿出来经受证伪性检验；同时，经济学家也都应该依据理论去投资，用自己的投资回报来证明这些理论的有效性。

有一位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嘲笑说：在电视上评论房价的经济学家，看来并没有什么人凭借这些知识让自己成为地产大亨。所以，经济学家既然没有那么富裕，他们也就没有那么聪明。

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大众时，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术，比如“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去年有所增加，生产力有所提升，从而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周期里达到了顶峰”—— 这样的叙事，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可是问题在于，货币供应量与生产力有什么关系？生产力与经济周期又有什么关系？叙述者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一样，精心剪裁可以相互映衬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环环相扣，最终让我们觉得收获了一个完整全面的景象。

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本身就充满隐喻。生产力是什么？经济周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无论使用哪一种经济模型进行衡量，最终得到的必定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或凯恩斯最初发明这些概念的目的，只是为了描述，是想通过这些概念来阐释我们真实生活里发生的变化。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却把这些隐喻不假思索地融入到故事之中，使得故事更加丰富而动人。

另外，宏观经济学家内部有另一套黑话。如今，宏观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非常小，并且还在越来越小，研究者都使用一套共同的黑话。但它与大众之间的分歧倒是越来越大，这套方法的门槛很高，技术性很强，大众已很难在闲谈中讨论经济学了。这种技术性强的科目，往往会吸引到那些兴趣点集中于学科技术层面的人，他们其实对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兴趣不大。专业的宏观经济学家，大多数其实并没有兴趣面对公众讨论宏观经济。那些电视上侃侃而谈的，大多都不是专业的宏观经济学家，即使有少数确实是宏观经济学家，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也与在学界内部的发言不同。诺贝尔奖得主索罗也认为，这样虽然很不好，但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分歧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还是要从宏观经济学的起源说起——

如果说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了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话，到了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已经基本勾勒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雏形。当时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还需要其他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应该足够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了。

但是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当时各种微观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大萧条，相关的经济政策也都无效。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我们是否有必要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用于解决现实的经济危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后人甚至这样评价：在写作《通论》的时候，凯恩斯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纵观整个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就是30年代初期的大衰退和1936年的《通论》出版。可以说，它是一个参照系，直到今天都无法彻底摆脱。

要知道，在凯恩斯出版《通论》以前，古典经济理论信奉的是自由市场。1930年代初，经济大衰退，社会出现了大量失业。按照古典经济理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企业会趁机降低工资，来吸收失业人员，从而缓解失业。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背后的原因很复杂，简单来说，一方面是因为大萧条期间大量企业倒闭，这些倒闭的企业不可能再吸收什么失业；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能力急剧萎缩，在全家都陷入危机的时刻，必然存在一个“工资下限”来保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因此人们不可能接受特别低的工资。

大萧条毫无疑问地阻碍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凯恩斯认为，当市场调整特别缓慢或者干脆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逆周期地调节经济，政府不能像古典经济理论所说的那样无所作为。

《通论》出版后，立即就有大批学者跟进研究。在1937年的一场研讨会上，牛津大学的希克斯、哈罗德等学者分别汇报了他们对《通论》内容的理解，他们都重构了古典经济理论，尝试将凯恩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相比较、相融合。希克斯干得最漂亮，他把凯恩斯的观点提炼成了一套简化的联立方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这两个不同市场的结果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IS-LM模型。在以后的数十年里，IS-LM模型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到了1939年，荷兰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把将这些宏观经济观点的理论分析，转换成了定量的经验分析。丁伯根整理了美国1919至1932年的经济数据，将其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结果相比较。从此以后，各个国家才开始有了统计整理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这样的意识。

经过了以上三个阶段的演变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终于变成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才真正地建立起来。

1947年，萨缪尔森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分成上下两册，上册是古典经济理论，命名为微观经济学；下册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命名为宏观经济学。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正式开始分庭抗礼。

之后，凯恩斯主义越来越红，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1965年12月，《时代》杂志将凯恩斯放在了封面，甚至加上了被认为是反对凯恩斯主义代表性学者、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教授的背书：“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马上表示抗议。他表示，自己只是含糊地提出一种声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

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追捧，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美国经济再一次陷入停滞。大家突然发现，凯恩斯主义似乎失灵了！照搬1930年代的药方，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好像再也没有效果了。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论述：不能总想着刺激经济，应该适时住手，让市场自发地恢复。

而且在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内部发生了又一场革命，现在有人将其称为“卢卡斯革命”。以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语言，可用于更为精准地构建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套语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在里面随意添加各种经济结构。与之相比，出现于1930年代的IS-LM模型就显得粗糙了。

卢卡斯革命在宏观经济学圈内的意义巨大，今天，每个宏观经济学家都必须使用这套分析模型，才能相互交流。但是，这场革命在圈外却没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大众并不关心 经济学家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得到了那些结论。

卢卡斯及其追随者都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可以推导出市场自发达到均衡的结果，所以，他们把自己这一套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他们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依赖的信条存在根本性缺陷——凯恩斯主义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归纳，甚至算不上是真正的经济理论。当然，凯恩斯主义也并非全无可取可取之处，当代宏观经济学家所面对的任务，就是通过残骸来进行分类整理，并决定哪些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可以被修正和较好的利用，而哪些应该被丢弃。

卢卡斯革命在宏观经济学中意义深远，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仍处于这场革命的余波之中。1995年，卢卡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中已有十多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未来可能还有更多。今天世界各个大学经济系学生所研习的教材，基本都是用新古典经济学语言书写的。卢卡斯甚至骄傲地说，我的学生已经不知道凯恩斯是谁了。

卢卡斯革命发生已有四、五十年，那么凯恩斯主义是否已被彻底扫除出经济学教科书了呢？答案是，并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固然已形成一套逻辑完美、数学严密的描绘现实经济的理论系统，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它的理论预测结果与真实情形不符。

原先的大量凯恩斯主义者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也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学语言，甚至也开始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为凯恩斯主义构建更精致的理论基础。他们自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新凯恩斯主义者坚持：宏观模型必须从现实出发，必须依据现实情况来设定自己的模型。为了接近现实，他们的理论模型始终不如新古典经济学来得完美。

现实经济如此复杂，新古典经济学如此精妙，两者却难以完美契合，这真是卢卡斯革命之后经济学家所面对的最尴尬情形。经济学毕竟不是哲学，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经济学模型不可能获得大众的赏识。于是，各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就介于两者之间，既希望能解释现实，又希望能推进理论，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总体而言，新闻记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在思考宏观经济问题时，所使用的仍然是那个基本已经过时了的1970年代之前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当代宏观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将他们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传达给政策制定者以及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方法论问题。早已被宏观经济学家抛弃的IS-LM模型，竟然仍在各种语境下广泛使用。虽然大家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结果常常表示不满，但似乎也并没有引入最新工具的打算，何况最新工具往往还不如IS-LM模型好用。

而学院里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很在乎大众怎么想。宏观经济学家在乎的是，他们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使用了一整套内在逻辑一致的处理方法。这套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可以视作是“脚手架”。由它搭建出的宏观经济叙事逻辑，才能够经得起数学与数据的检验，能够保证内在逻辑一致性。这套分析框架也可以称为宏观经济学者的世界观。只有接受这种世界观的读者，才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

这十几年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突飞猛进，但对它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比如，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有很多人批评经济学家，竟然没什么人对这场经济灾难作出预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几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都对这类批评不屑一顾，因为批评者没有接受宏观经济学家的世界观。

新古典理论本身确实不会错。但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应该是尽力构建完美的理论模型？还是回应现实的经济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说，类似于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宏观经济学家应当承担的工作，那么它应该是谁的工作？如果不能运用最新的宏观经济工具来预测，那么应该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来预测？

最近，终于又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开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克利大学教授阿克洛夫最近在《经济学文献杂志》上发文，“遗漏之罪与经济学的实践”。阿克洛夫认为：现代经济学越来越“硬”，只有理论精致、数据完备的研究才能发表在好的经济学学报上。但是，“硬”的研究未必是重要的研究，经济学家往往在追求“硬”的过程中，忽略了“重要性”这个维度。

与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显然更“硬”。但是过硬的新古典经济学，却不能预测和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重要现实问题。数量众多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见得都对现实视若无睹。只是要讨论现实的话，数据各方面都有不足，研究结果必定不够硬，这样也就不可能发表在好的经济学学报上了。阿克洛夫提醒我们：未来的经济学要在“硬”和“重要性”这两个维度上寻求平衡。不同学者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我总是会想，凯恩斯如果活到今天，他会是一个怎样的经济学者呢？凯恩斯生前就表示过，他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很显然，他是一个追求“重要性”的学者，如果他生活在今天，我想，他也不会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者。

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吧：哈耶克在凯恩斯的晚年曾见过凯恩斯一面。当时，凯恩斯的各类门徒不断扩展、形式化他的理论，哈耶克对此表示忧虑，凯恩斯却不以为然。凯恩斯说：“这些人都是一些傻瓜。你知道，我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压根没什么通货膨胀问题。你也可以相信我，哈耶克，我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不过我打算把公共舆论彻底扭转过来。”

六个星期以后，凯恩斯不幸去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扭转风气”的工作。未来这个风气会不会扭转呢？我真不知道，宏观经济学也许还需要一次革命，还需要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

好了，有关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下一讲，我们来聊聊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