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阅读一篇“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虽然身在改革开放后，但管理工厂的风格，却仍然像革命年代的官员干部，这是为什么呢？他的这种方式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今天是第八十期，我们要读一篇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刊载的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又是一篇重要性大于艺术性的作品，记录历史过程的意义超过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等到《20世纪中国小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错过很多应该或者可以收录的小说，尤其是90年代以后，会有一些作品无论艺术质量或者内容的广度、深度都不在《乔厂长上任记》之下，但为什么我一定还要读这篇小说？

至少三个理由：

第一，这个中篇发表于1979年，和《伤痕》还有高晓声、茹志鹃他们的小说几乎是同一时段出现——我想说明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并不是一个递进的逻辑发展，而是差不多同时出现，所以要见证当时文坛的多元方向。

第二，如果我的总标题是《20世纪中国小说精选》，纯粹着眼于作品的艺术性，我可能不读蒋子龙，转读林斤澜、宗璞，或者冯骥才、陈村等等，但看理想给了个副标题，叫《读100年的小说，看100年的中国》。从“小说里的中国”角度看，《乔厂长上任记》无论作为罕见的城市工业题材，还是作为“改革文学”的代表，在前后三十年的中国故事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三，在最近一次人民大会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40年间一共只表彰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已经去世的路遥，另外一位是《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这个理由其实是第二个理由的一个官方证明。

作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作协、文联系统，几十年间有两次会议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当然是1949年的建立文联的会议，第二次就是1979年秋天的第四次文代会。

据与会者回忆，邓小平在报告中讲：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说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全场爆发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