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老师在本集提到新中国成立时，人均寿命才35岁，我想根据这个数据就“养儿防老”这个概念请教一下景军老师： 我认为虽然“养儿防老”自古就有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古代和当代是有巨大区别的。首先，古人对于自己的预期寿命不会估计得很高，例如可能觉得自己三、四十岁就死了，因此“养儿防老”很可能是指当自己死的时候，有个儿子可以继承家业（农民的就是继承田地，商人就继承生意之类）以及有儿子可以在清明的时候祭祖和扫墓。其次，一旦古代的夫妻生下了儿子，由于儿童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父母最大的期望是孩子能够健康地成人，其次才是所谓的“养儿防老”。 而当代父母就不同了，无论对于自己的预期寿命以及对于孩子的预期寿命都会达到例如80岁这个水准，所以就必然预期自己到了老年行动不便，需要经济以及人力的支持才能安度晚年，所以生了孩子后，最大的期望就不再是孩子能健康成人（因为默认了孩子一定可以健康成人），而是期望孩子将来能有财力和精力照顾年老的自己。而父母辈积累的财富也不再是指望后代能够继承的这种“养儿防老”，而是不仅父母自己的财富用于自己的养老，连孩子的财富也要用于父母自己的养老。 于是，古代虽然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但是父母首先是把孩子当人对待，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其次，防老的很大一个内容其实是有后人继承“家族”财产和“家族”名誉。因此古代父母更多是把孩子当一个人来养育。 现代父母则从孩子一出生，就把孩子当做工具来养育，完全是为了在物质利益层面上实现“养儿防老”，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要赢在起跑线上，孩子一出生就要背负父母们的“养老焦虑”。这也就是我创造出的“学生阶级”这个概念的成因。 古代人和当代人虽然都使用“养儿防老”这个概念，我认为内涵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与人类的预期寿命大大提高，以及老年病死的原因更偏向为“退化性疾病”（例如帕金森，健忘症等这种疾病其实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予以照顾的）有很大关系的。

人口激增是近现代史上的显著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医疗进步、卫生条件改善及抗生素的发现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死亡率，促使人口快速增长。可以说，现代医学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从传染病、慢病时代向退化性疾病迈进的时代，传统医学可能在慢性病管理、疾病预防及提升生活质量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为大众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

老师，35岁的平均寿命的记载文章只有一个，而且实证性应该也有待考察，基于当时新生儿存活率低的现象和意义的非自然死亡（历史事件）这个平均寿命是有失偏颇的，它不能代表当时的医疗水平～

无论多少岁，质量好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