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杨照老师读余英时 3，《钱穆与新儒家》，《群与己》 《钱穆与新儒家》也是2014版余英时全集第五卷中的一篇文章，曾收录在《犹记风吹水上鳞》这部纪念钱穆的集子。 余英时用7个章节来说明为什么钱穆不是新儒家，给了钱穆以学术史上卓然的地位，也给了钱穆因为其尊重专业、打破门户，以宋明儒儒家理念自持，必不能妥协理念，加入群体教派的解释。 对新儒家的渊源、理念和各层痛点剖析也很有说服力，包括道统的坚持，在宗系正统和纤弱排外之间的尴尬，新儒家的后发身份与引领价值的教派宗旨的矛盾等。 余英时的框架一向极其清晰，论证严谨，说服力很强，读后，对这些都没有异议，另外，自己记下要去看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的儒学六期说。 但是，我对个人和群体的比较和联系这个角度一直有很大兴趣。 个体的道义坚持相对容易，价值观更接近“应然”，与群体组织的道德、能力和利益平衡，行为方向更接近“实然”。这是我站在今天，时代产生了距离之后，可以排开具体的人和事情，来看钱穆和新儒家矛盾争端的角度。 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有志一同，是为朋，合群而不结党，从而在此道不孤的基础上，维持自身的道德高标。 但是就像是在《群与己》中余英时说的，怎么从修身、齐家的私领域过渡到治国、平天下的公领域呢？朱熹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君子不但应该有党，而且，唯恐其党之不众。（《朱熹的历史世界》）。 不仅王质有与范仲淹的朋党之喜，后王安石时代的朱熹看到了，只有结党，才有可能有足够力量进行力量抗衡，才有可能通过党争，把内圣变成外王。 尽管王安石被后世儒家认为是千古难有的行王道的机遇，但是，王安石并不是凭借个人的力量。王安石除了新党，结盟对象还有宋神宗，王安石占据了皇权下的官僚体制运行平台。这样，王安石也就从个体的抱负和道德，变成了群体运行机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庞大、沉重的既有官僚体系。 同样，王安石面对的是反对者司马光的旧党，不仅壁垒鲜明，而且，司马光也只有结*党才能对王安石的皇权体系有所抗衡。 尽管党禁终结了朱熹的政治生命，不代表朱熹选择的路是错的，即使是现代政治，参政议政的途径也是要两党制，或者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当然，用现代政治体制去对比党争，是不准确也不完全恰当，但是，“个体的力量必须要在群体的平台之上，才有更大的政治力量。”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对新儒家的理解，从道统跃起上承，到王道实践落地，新儒家选择了自己的路。为什么新儒家要自称道统所系，为什么要变成“类教派”，尽管不是有神论，不在意彼岸，本质上还不是宗教，但是，有了内部层级和社会地位的对应，有了群体和组织的力量，新儒家是某种意义上的群而党，且唯恐党之不众。 当然，就像是余英时指出，新儒家的问题就是道统的判断严格又唯心，威权又小众，不能达成其唯恐党之不众的方向，却又有了群体所拥有的问题，包括个人道德屈从于集体目标，或者最高威权对方向把持失误造成的集体方向偏差，或者内部派系之间的龃龉和争斗，这些都是对的。 但是，和朱熹一样，我相信新儒家的群而党，或群而教派的目的之一，追求的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有了力量，才可以在20世纪初，和东欧也好，北美也好的思想派别进行抗争。只是新儒家因为各种余英时所说的问题，发展缓慢，没有实力变成真的党团。

整个看理想平台感觉只有杨老师的课周末还更新！杨老师的编辑都这么勤奋！

“由以上分析可见，当时被部分新亚人士视为大叛徒的余英时，[33]其心中委屈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从1977年11月余英时专程去探视病中的唐君毅，到1978年2月唐君毅逝世时余英时敬献挽联，再到2008年为次年在中大落成的唐君毅铜像撰写铭文，称赞唐君毅“风雨如晦，花果飘零，神州哲理犹能续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34]尤其是晚年肯定新亚求学期间唐君毅对自己的影响仅次于钱穆，都足以表明余英时固然承受了误解和委屈，却并未因改制风波而在感情上断绝与唐君毅的关系。”彭国翔:唐君毅与余英时的交往

一直凭直觉觉得新儒家不咋的，不过今天终于有个明白的解释了

听到杨昭老师讲述余英时先生的辩白，想到了许子东在鲁迅的节目中讲到的文学论战。各种论战离不开的都还是政治。

提问：为什么，黑格尔的哲学方式，“每一个人的自我坎陷，在良知自我坎限之后，就有了民主”了呢？

新儒家如此表里不一么？若真是，我对人性愈加失望了😮‍💨

哇，知识分子搞起来，那也是血雨腥风

一方面，新儒家有以科学民主为名，行反科学反民主之嫌疑；另一方面，新儒家强行用康德、黑格尔的理念套到儒家思想中，并不是取长补短，而是拿来了皮毛丢掉了根子。

我最喜欢的钱穆先生的照片，就是他在黑板上写“道统”二字的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