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基本上回顾了从汉初建立帝国，到武帝这一朝各方面的时代变化。
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产生的恶果
秦统一六国，终结了“封建”，以“郡县制”取代之。汉朝成立了之后，一度恢复了“封国”，改行混和折衷的“郡国并行制”。然后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国”逐步地被消失了，又变成纯粹中央统治的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都遭到了整肃。先是异姓的“国”一一被消灭，改换成刘姓子弟，还订定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这种原则。但刘姓子弟当王，也没有能够维持，相较于中央朝廷，“国”的地位越来越低，势力越来越小，到汉武帝这一朝，基本上不再有独立的“国”存在了，“国”和“王”只剩下了虚名。
为了将放出去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来，汉景帝时就发生了亲戚直接兵戎相见的“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这一朝，有了更多无情对付刘姓诸王的手段。如此一来，实质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政治上的“亲亲”的原则。也就是说，原本在政治上，亲戚关系要被特别地看待，相信子弟亲属值得信任，因此会将权力优先和亲戚分享，关系越近的亲戚，就能够得到越高的权力。
汉武帝一朝之后，这一套“亲亲”的逻辑基本上不适用了。子弟亲属非但得不到特别的信任，往往还遭到特别严格的怀疑和监管。尤其是经历了“戾太子案”，理论上应该最亲近的太子和自己的父亲反目成仇，如此一来，汉武帝也就更不可能将权力交付给他身边的亲戚了。
权力、资源不只是集中到中央朝廷来，而且是更进一步，集中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没有人可以具备和皇帝同等的地位，甚至没有人能够拥有可以接近皇帝的地位，皇帝和其他人，包括和周遭的宗亲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但如此就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皇帝如此重要，他和其他人之间有着绝对的、而非相对的差距，连带地谁来继承、谁有资格来继承，就变成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麻烦的事。相应地，皇帝的“血统生殖权”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要确保皇帝能够充分控制继承者的血统，也就必须保证能够在皇宫中进出的人，不会威胁到皇帝的生殖专擅权力。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很显然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让皇宫中除了皇帝以外，没有其他的男人。
原本在“亲亲”的原则下，可以接近皇帝的亲戚们，现在他们都成了权力上的可疑分子，被刻意排除在皇宫之外。帮皇帝处理政务的外廷官员们，因为他们都是男人，他们的男性身份被视为对皇帝的生殖垄断是具有威胁的，也被阻挡在皇宫之外。那还有谁能够进入皇宫来服务皇帝呢？除了宫中的妃子之外，就只剩下不是男人的男人——也就是太监宦官了。
被宦官包围的皇权
在之前我们讲到司马迁，他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如此真情激动地辩解任安对他的误会，他沉痛地指出：自己之所以看起来和皇帝很亲近，经常在皇帝左右，绝对不是什么值得骄傲、值得被羡慕的事，那是因为自己受了腐刑，丧失了男性生殖能力啊！他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宦者”，是残缺不全的人，这样的人得以接近皇帝，但也就必然得不到皇帝的最基本的尊重。
司马迁写那么悲愤的信，就是要表达：如果能有一点点的其他选择，我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事？而任安你竟然还误会我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影响力！不接受最屈辱的腐刑，我就只能死，死了就无法完成毕生的志业——将《史记》写出来——于是司马迁才忍非常之辱，留着这样的余生。如果用这种方式接近皇帝，哪有什么价值？
在皇帝身边，有许多的“宦者”，他们都接受了这种非人的待遇才得以进入宫中。从司马迁的反应，我们很能够同情地理解，这样的人生，怎么可能正常？而皇帝身边，最接近皇帝的人，就都是这些不正常的人。
司马迁所经历的，也就是当时所有“宦者”都经历过的，叫做“下蚕室”。什么是“蚕室”？那是像养蚕一样的地方，窄小而且密不通风。被去势割除了生殖器之后，要在这样的“蚕室”里关很长的一段时间，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释，那是和外界尽量隔离以免造成伤口感染。那个时代的原始条件下，割除生殖器是大伤，不只割的时候痛，而且割完了受到感染、伤口无法复原的机率非常地高。
这真是恐怖、极度残酷的经历。其中很高比例的人，就因为各种并发症死去了；勉强活下来的，也必然在精神上留着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他们的人生彻底被改变了。
为了保证皇帝的独断生殖权不受威胁，就只好将皇帝置放在这样一群精神扭曲的“非人”之中，由这群人包围着来服侍皇帝。这是帝国权力集中所付出的非常特别的代价。
这些受过彻底伤害的人，一般内在都会有强烈的残缺意识，连带产生高度的自卑感，并且时时受到不安全的恐慌的打击。更糟糕的是，进入皇宫，他们失去了和原来家庭的连结，变成了“宦者”，他们又被剥夺了生养子孙的机会。他们的人生如此悬宕空虚。
这个问题贯串了中国整个的朝代史，皇帝身边都是这些注定有严重心理状态的人。因为自卑，如果有人尊重他们奉承他们，他们能得到的满足远远超过正常人；换另一个方向看，因为自卑，他们也会从对看不起他们的人的报复上，得到异常的快乐。
西汉从武帝朝之后，宦官在政治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皇帝和宗亲疏远了，也和外朝大臣疏远了，权力与资源越来越集中，吊诡地，越是这样，皇帝就越是孤独、自闭。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正常的男人得到特权进入中朝服务，但逐渐地，在朝廷继承斗争威胁越来越严重之后，这些人连带地，越变越少，能在宫中走动的，绝大部分都是宦官了。
宦官的集体心态与集体利益，必然倾向于割离外朝，尽量垄断对于皇帝的包围。当他们成功地把外朝隔绝时，实质上就形同于绑架了皇帝，可以借由皇帝的权力来发泄他们精神上的种种扭曲。这就是西汉后来到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诸朝的普遍现象。
宦官包围皇帝，其他人就只能透过宦官才能接近皇帝。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少有的例外，是外戚。也就是皇太后或皇后的亲属，从伦常的道理上来看，他们进宫来见皇太后、皇后，保证不会影响皇帝的生殖权，这是难得的缺口。于是皇帝越是被宦官绑架，与外界隔绝，外戚这个仅有的缺口就越显得格外的难得和重要，外戚在宫廷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就相对提高了。
汉武帝之后是昭帝和宣帝，历史上有“昭宣中兴”的说法，也就是在汉武帝发布“轮台之诏”后，接在后面即位的后面两位皇帝都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一度使汉王朝又恢复了一些国力。然而宣帝之后，西汉王朝仍然陷入了内外困境。在外面，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里面，宦官对皇帝的包围也越来越严密。
西汉后期皇帝对中朝权力的失控
汉宣帝之后是汉元帝，汉元帝在历史上有一个明确的形象，叫做“仁柔”。宣帝在世时就对于太子的“仁柔”感到不安，但顾虑到原配许皇后，所以没有换掉太子。
为什么会特别顾虑到许皇后呢？因为宣帝本来已经流落到了民间，他的祖父是之前大名鼎鼎的戾太子。昭帝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所以是霍光主导从民间把宣帝找来继位，那个时候宣帝就已经娶了妻子。等于是在微时曾经共过患难的夫妻，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尽管太子表现出来的特质并不让人那么放心，但是这个太子是许皇后亲生的，所以宣帝也就不忍废换。
太子曾经一度劝汉宣帝应该要多用儒生，却被宣帝训了一顿，告诉他：我们王朝的传统，是“儒法并用”，不能够“独任儒术”。训过了之后，宣帝忧心忡忡地预言：“乱我汉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去世时，这位太子二十七岁，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不是小孩了。但显然出于对太子过于“仁柔”的担忧，汉宣帝死前竟然比照汉武帝的前例，任命了三个人来辅政。但和汉武帝的任命很不一样的一件事，那就是奉命辅政的，包括了一个宦官石显。这清楚地显现了内朝崛起掌握实权的变化。
元帝即位没有多久，石显就发动对于外朝辅政大臣萧望之的攻击。他用的方式，和当年桑弘羊和上官桀反对霍光时一模一样，趁着萧望之休假，上奏给皇帝揭发说萧望之图谋不轨，建议皇帝将萧望之“召致廷尉”。皇帝同意了，于是萧望之被捕下狱，过了一阵子，皇帝问起来，才发现所谓“召致廷尉”是把大臣下狱，皇帝吓了一大跳，甚至难过得痛哭流涕。
从这件事，我们回头更深入地明了宣帝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刚刚一再地讲“仁柔”，“仁柔”其实是掩饰之词，真正的问题是汉元帝恐怕智力不如一般人，当了太子那么久，始终没有办法搞清楚朝廷的运作，才会惹恼了汉宣帝要训他，要他去弄明白政治运作的现实。汉宣帝死前，一定知道儿子虽然二十七岁了，仍然并未具备正常成年人行为的能力，才会需要忧心地指定辅政的人员。
“仁柔”，其实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智力有限的元帝对外朝很陌生，以至于连什么是“召致廷尉”都不懂。那他在干嘛呢？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宫中，和大批的女人在一起。汉元帝一朝大幅增加了在宫中的侍女人数，多到皇帝无法一一认识，以至于要请画工来替每一个人画像，来供皇帝指认。于是想要得到亲近皇帝机会的人，就去贿赂画工，请画工帮她们画得漂亮、迷人些。如此而有了后来流传的王昭君故事，据说她就是没有贿赂、没有买通，所以被画工刻意画丑了，才会沦落到被送去“出塞和番”。
史书上明确记载，元帝这一朝宫中的开销大幅增加。侍女多了，连带被服、用具、金银饰器、乃至车马都跟着增加。光是养马就养了近万匹，光是进贡被服就动用了几千个工人长期工作。朝廷对外的支出减少了，武帝朝建立起来的聚敛机制却依旧运作，为朝廷提供稳定的收入，所以也就能有余裕将宫中弄得更加豪华奢侈。
汉元帝把自己关在这豪华的宫中，与外朝越来越疏远，所以权力就落入了领导内朝的石显的手中。汉元帝去世，接下来是当时二十岁的成帝即位。新皇帝没有办法忍受石显这种握有大权的状况，但他要如何对待占领了内朝的宦官？就只能够依靠他的母亲王太后的亲戚，那是他在宫中少数熟悉、能够联系和运用的力量。所以石显被外戚王家的力量打败了，可是权力没有回到皇帝手中，转而落入到了王家身上。
石显的势力被消灭后，朝廷中最有权力的人，就是皇帝的舅舅王凤。王凤的五个儿子竟然在同一天一起封王，号称“五侯”，这个时候外戚王家不可一世。
帝国政治的巨大缺陷
汉元帝将大部分力气和时间花在经营后宫上，他的儿子汉成帝却有不一样的嗜好，那就是修建自己的陵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着迷于规划和修建自己死后埋葬的地方，这真的很不正常、甚至是很病态的吧？
他要如何修“延陵”呢？他要求堆土得远从别的地方运来，这样的土在成本上简直和等量的米一样贵。什么样的土可以保证死后尸体不腐烂或灵魂能够安居吗？显然不是，因为除了讲究堆土之外，还要动员几万的徒众，经常点着火把在夜里赶工。皇帝才二十岁出头，干嘛急着要将他的陵墓造起来呢？
造陵墓，不是为了死人、死后的状态，而是为了当下的活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因为有造陵墓这样的超大型的公共工程，就使得朝廷的资源有聚集的焦点，很多人，特别是围绕着皇帝的外戚和宦官，就可以从参与工程中把大笔的公共资源收纳为己有。
换句话说，陵墓是为了动员、挤榨国家资源的名目，而这些资源从哪里而来？从人民身上来。人民是谁？直接承担动员冲击的，逐渐就变成了地主，地主也就必然将压力往下转嫁到佃户身上。佃户受不了了，就有一部分更往下滑落，成为“奴”，于是“奴”的人口数增加了，刚好提供了大型公共工程所需的人力。
这不是发生在西汉的个别的单独的例子，在之后延续下来的朝代史中我们会找到很多类似的现象，西汉后期宦官的盛行，也是皇帝制度逐渐没落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继续来为大家分析。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023-06-08 08:55:16
2022-02-26 15: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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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皇帝对中朝权力的失控
帝国政治的巨大缺陷